三策智库

如果若干年後問起人們對中美首次“2+2”會談的印象，恐怕沒幾個人記得談了什麼，但對中美的爭吵和火藥味一定印象深刻。這也道出了本次會談的特點。尤其中國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訓斥”，可能會作為中國外交的“得意”之作而被很多中國人記起。

外界對此次中美“2+2”會談能夠談出什麼結果或共識，本就未抱多大期待，中美兩家對此也有足夠心理準備，美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會談結束後表示，“我們頭腦清醒地來，頭腦清醒地離開”，中共外事辦主任楊潔篪會後亦坦誠，雙方“存在一些重要分歧”。儘管會談涉及廣泛的中國議題，但顯然雞同鴨講，只是各自表明立場和態度，沒有絲毫交集。

比起會談內容，外界對中美態度之強硬則有預期，然而，雙方開場即攻擊，特別是楊潔篪對美國代表的猛烈回擊，還是出乎很多人的預料。被中國輿論津津樂道的“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等“呵斥”之語，很難想像會出自一個一向給人留下溫文爾雅形象的外交官之口。這不僅預示著拜登時代的中美關係比人們預想的更艱難，也表明在這屆中國外交官看來，美國可以“教訓”中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中美進入習近平所說的“平視”時代。

在中國人的歷史記憶裡，晚清和民國的外交和“屈辱”聯繫在一起，這次官媒就把120年前簽署辛丑條約的照片和此次中美會談的照片放在一起。毛澤東時代的外交表面強硬，但沒有實力支撐，因而只能被孤立。鄧小平時期為追求發展，外交也硬不起來。江胡後期，中國雖然經濟上有很大起色，國家實力逐漸壯大，但由於強調和平崛起，同時亦因慣性，外交給中國人的印象還是軟綿綿。一直到習近平上台，一改韜光養晦的外交方針，強調進取，外交加強了戰狼色彩。

此次楊潔篪的“發飆”固然有“表演”的成分在內，既上報了會議成果，又給愛國民眾打了雞血。但從三場會談結束後中國公佈的總結陳詞看，中國政府在核心問題上確實沒有讓步的跡象，美方會後的記者會也沒有透露中國代表團在這些問題上有所鬆動。因此恐怕也是楊潔篪或者中國政府在經過全面評估後認為，中國確實沒有必要再仰視美國，慣壞美國的“壞脾氣”，而應該用平視的姿態和美國打交道。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醫藥衛生界教育界委員時說，“70後、80後、90後、00後，他們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意思是，中國平視世界的時間不只是現在，甚至更早。

平視世界和美國其實是“四個自信”的另一表述，或者是“四個自信”在對外交往上的自然而然的結果。因為對自己的制度、道路、發展模式發自內心的自信，所以在和西方打交道時，不再像以前一樣在心理或者出於慣性仰慕它，也不怕它圍堵。儘管這種平視如習所言已有段時間，但它的轉折點應該發生在去年。特朗普政府發動的貿易戰、科技戰、外交戰、輿論戰等都沒有打倒中國，其自身反而受損嚴重，暴露國內很多嚴重問題，如種族問題和大選亂象。拜登上台，要逆轉美國走下坡路的趨勢也困難重重。

“東升西降”或者“中升美降”會不會是中國政府的一種錯覺？只有未來才能驗證。因為每個人對趨勢的評判不同，就像布林肯和沙利文兩人在反駁楊潔篪時所言，美國是一個自我反省自我糾錯的國家，把賭注建立在美國衰弱的基礎上是危險的。但如果中國政府一定認為“中升美降”，它就會根據這個理論認識去制定相應的對外政策以及和外國特別是美國打交道的方式。正如中國官方一些學者所言，楊潔篪對美國兩位外交主管的反擊是要為美國立規矩劃界限，也就是美國不可公開、公然對中國的內政問題、內部事務指手畫腳，下指導棋，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

給美國立規是否管用，不是中國想想就可以的，還要看美國是否認可中國的實力和意志。而要美國不去碰中國為美立的規矩，則不可能，否則，拜登說“美國回來了”就淪為笑話。所以，中國如何硬扛美國，能否嚇阻住美國，會持續一個較長過程，不是馬上能見分曉。

雖然習近平說要平視世界，但他和中國政府也清楚，中美的總體實力還有很大差距。故愛國民眾對於楊潔篪在美國土地上怒懟美國代表可以歡欣鼓舞，但如何在中美實力縮短卻未接近的當下，頂住美國及其盟友的壓力又不對中國的利益構成太大傷害，這才是中國外交的真正難題，將考驗以楊潔篪為首的中國外交團隊。

（作者是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