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調查是替政治決策者抹粉的工具

時間:2021-04-28 美國


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國力興起,西方國家政界高層對於全球權力架構有可能受到顛覆感受到壓力,甚至產生嚴重焦慮。確實,在美國特朗普政府執政時期,華盛頓首先豎起經貿戰大旗,希望藉由單方面制定貿易條件,透過經貿手段來壓制中國大陸崛起,甚至不斷鼓吹中國威脅論,試圖扭轉北京全球地位變化趨勢。

 

同樣,西方多國希望跟進。隨著美國加入行列者,為求能夠塑造有利的社會氛圍,構建合理的政策基礎,製造了各項政治口實,期能讓具體行動得以實現,並透過智庫學者專家放話和媒體報導與評論等,積極發動輿論攻勢。

 

在此期間,御用學者與有心媒體合作,慣用導引輿論趨向之手法,以民意調查結果來孤立反對聲浪。事實上,民意調查過程本就充滿玄機,若有意在設計問卷時操弄受訪者,使其步入圈套,就能順利地取得問卷調查主辦單位所希望獲得的民意趨向結果。



在治學嚴謹的國際政治學者眼中,不論是針對普羅大眾,還是鎖定特定群體,針對特定國家或是國際事件所完成的民意調查,對於政治領袖處理國際事務或是裁決對外政策來說,參考價值都十分有限。

 

誠然,在各國政治運作上,外交事務充滿菁英決策的色彩,但是基於下列各項因素可知,民意調查與外交政策無法產生因果聯動關係。每當政治學者引述某些民意調查結果,試圖用來推斷特定政府外交政策的發展趨向時,其思維論證可信度其實難以讓人採信。

 

首先必須指出,若是要以民意調查作為外交施政參考基礎,當事者究竟是誰?

 

舉個最簡單案例:針對貿易爭議,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的許多增加關稅或是技術管制出口措施,對社會上普羅大眾將產生何種衝擊與影響?對於產業界來說,其利弊得失又會到何種程度?前述影響個人或是產業利益之結果,是否與國家整體利益相符?而對學者專家或是媒體而言,他們又是否能夠站在絕對中立角度,依據國家整體利益作為標準,來審視這些措施?

 

顯然,上述這些都不無疑問。若再加上政黨利益、意識形態以及中央與地方取捨角度,這些結構性差異其實都會影響調查結果。

 

針對不同群體樣本進行抽樣,結果自然就會不同,而且任何外交政策都會造成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局面,為能夠調和矛盾,中央政府必須在推動對外政策時,精準地採取適當行動加以補償或是穩定反彈聲浪。所以此時,民意調查作為外交施政基礎,究竟是獲得理性精算後的反應,還是民粹式的情緒投射?這其中充滿變數。

 

其次是接受民意調查的對象,能否足夠理解問卷中涉及的外交政策?


講得再不客氣一些,許多針對外交政策進行的民意調查,在過程中往往要剔除大量無效樣本,原因大抵是受訪者根本搞不清楚某些外交事務究竟發生在哪些國家,特別是絕大多數受訪者其實無法理解整個國際事務問題的來龍去脈。因此,拿著外交事務問題去進行民意調查,基本上就是誤判病情投錯方。外交政策民意調查變成問道於盲,完全是意料中事。

 

針對某些特定國際事務議題,就算是養得起智庫學者的強權大國,不論是區域事務、經貿法規、國際規範或是生態保育,清楚問題發生始末的專家都屈指可數。若真的要對國際事務所應採取之政策,作為民意調查主軸進行普查,恐怕不但是要將問卷上所列問題設計的極度簡單,還要在過程中耗費大量人力,去清掉刪除那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答卷,免得在最後詮釋調查結果時白費力氣。

 

此外,在民意調查中詢問普羅大眾對特定國家抱持好感或者惡感,還會節外生枝產生無謂社會效應,讓外交政策更難落實。特別是許多在地理上區隔遙遠,經貿互動、社會交流方面亦不密切的社會大眾,或是並非專門研究這些議題的學者專家,僅依據表面印象表達情緒好惡,所提供給民意調查機構的答案,真的能夠作為策劃外交政策合理基礎嗎?

 

國際社會各個成員,通常都會與鄰邦有些利益糾葛。不過,在規劃外交政策時,政府高層絕對不會因民眾對某些對象懷有惡劣印象,與鄰邦交涉時就採取負面態度與立場,同理,亦不會因為民眾印象良好就任由某些國家予取予求,使國家利益受到傷害。外交事務政策是要讓本國與對手國妥善相處,並且能夠維護國家利益,而不是透過外交互動來發洩社會情緒,讓廣大群眾獲得快意,但卻產生無窮後患。

 

最後必須殘酷地點破,這些動輒拿出民意調查作為外交政策論述基礎的西方政府與學者,其實都忘記本身政府推動對外政策,尤其是運用軍事武力來支持與維護國家利益,或為了維繫盟友關係的時候,往往完全不考慮民意趨向,執意蠻幹到底,最後弄到相當難堪,亦讓對象國受到嚴重傷害。

 

例如,打著反恐戰爭名義,或者是聲稱要清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執意要進軍伊拉克與阿富汗。假若對比當時華盛頓與倫敦各項反戰示威,難道這不會比民意調查更為具體?何況不同機構的民意調查結果也與西方國家政府最後出兵的決策背道而馳。

 

根據當時西方各國所採外交政策和戰爭劃下的歷史軌跡,證明歐美西方對外政策仍是菁英政治決策過程的產物,而民意調查不過是替政治決策者抹粉妝點的工具。假若我們還要將針對外交事務的民意調查當回事,恐怕被人稱為腐儒都不冤枉!

 

 

(作者是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三策智庫特約政治評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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