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黨慶:創史“擇日不如撞日”

時間:2021-06-16 大陆




還有半個月就是中國共產黨創黨百年紀念日,中國大陸必然將舉辦多項活動盛大慶祝;中共創黨百年以來逐漸成長,最後掌握中國政權,並且就目前發展勢頭來看,在全球亦具有舉足輕重地位,因此以百年黨慶作為紀念慶祝歷史節點,順理成章並不為過。

 

但若是回顧中國共產黨創黨之初,必須嚴肅指出,人類書寫歷史事件時,經常無法在初始時期,就預見到最後能夠產生何等結果。所以創造歷史絕對不會像婚喪喜慶般,刻意挑選黃道吉日,遇到哪個日子就是哪個日子。有時大張旗鼓預備去幹大事,最後會無疾而終;但更有無心插柳柳成蔭,原先只打算隨波逐流順勢而為,反而因緣際會改變世事運轉軌跡,最後能主導歷史發展方向。

 

計算中國共產黨黨齡,基本上是以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作為起算日期。但在1938年中共預備舉辦建黨17周年紀念活動時,連本身參加過該次會議的毛澤東與董必武,都無法記起確切日期,因此才透過商討將日期訂為7月1日。

 

而毛澤東亦是在當年發表《論持久戰》文稿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其實若要認真說文解字,當時只挑選舉辦紀念活動日期,倒還未曾正式將7月1日訂立為中國共產黨黨齡起算日期。

 

日後經過歷史考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真正召開日期是7月23日,但1941年6月由中共中央所簽發《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廿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已經透過中央文件將黨慶日期明文規範成為7月1日,所以從那時開始,中共就不再繼續討論歷史源頭,追根究底來計算黨齡。

 

儘管海內外華人著作圈內曾有很多論述文稿,針對中共黨齡起算這筆糊塗賬大做文章加以訕笑;但若是衡情論理來思考,在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1919年3月俄羅斯成立第三國際後,就開始透過各種管道,在中國境內上海建立組織,同時在北京、長沙、濟南、廣州、日本東京以及法國巴黎,亦有各個不同自發性共產黨早期組織。

 

其中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人,還在1920年8月於上海組織成立過中國共產黨,並且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只是後來依據中國共產黨歷史觀點,首個在上海所組建的中國共產黨組織,被中共黨政體系定位稱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不被視為起算黨齡的歷史端點。

 



所以吾人可以理解到,中國共產黨組織本來就存在多個源頭,所以若要起算黨齡,必然是要靠人為制定,不可能找到公認誕生日期。而且當初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預定日期與實際開會日期亦有落差,到最後因為考量安全問題,與會代表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在遊船上召開最後閉幕會議。所以若要認真追溯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顛沛流離階段的歷史,確實很難確認精準日期。

 

其實在中國共產黨紀念建黨17周年,必須確認建黨日期來規範紀念日之前,共產國際在1936年舉辦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15周年活動時,就是直接將7月1日作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但是否因此影響兩年後,中共中央在延安選擇黨慶紀念日期,其中並無任何歷史證據,得以確認兩者之間存在關聯性。

 

不過1936年《共產國際》雜誌刊登系列性紀念中共成立周年慶稿件時,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亦在其中發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文中亦無法指出召開會議確切日期,因此更加證明當時草創初期中共組織處境確實艱難;因此創造歷史要在何時,確實就如俗諺所說,“擇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實在不會刻意挑選日期。

 

歷史人物經常是出身貧賤,經過發憤圖強建立功業後,往往要回溯出生日期,好讓部屬群眾為其賀壽,此時當事者說出生於何時,不也就順理成章成為眾人所接受壽辰日期嗎?倒是出生前拼命挑選黃道吉日與吉時良辰,算好八字再配套取名的人,到頭來也未見得能夠飛黃騰達功成名就啊!

 

行文至此就要很嚴肅地指出,在過去數年間,兩岸關係不睦,不斷有人放話,在慶祝『某某』百年紀念日之前,必然就會完成兩岸統一歷史任務,然後再搭配各種對台動武言辭恫嚇。此種預言論述不但出現在兩岸各項媒體管道,更有西方某些招搖撞騙江湖術士等級之戰略學者與軍事專家,喜歡預測北京將會入侵台灣,把嚴肅的戰略安全議題,變成靠水晶球塔羅牌預測未來,讓情報分析墮落到卜卦算命的檔次。

 

前述『某某』這個填空題答案包括2021年建黨、2027年建軍以及2049年建政,許多穿梭兩岸人士動不動就說,這三個百年之前,必然要解決台灣問題,搞得像是在預言台北所餘時日將盡,陽壽倒數計時。但為配合這三個百年紀念,與必須解決台灣問題,並不存在任何因果關係。

 

特別是某些西方學者專家所提論述,更是陰險地暗示台灣好像是蠻族在某種宗教儀式上獻給鬼神的祭品;所以必須在這三個百年誕辰時,用武力獵殺祭品以滿足某些邪魔惡靈。同樣在兩岸間更有人在強調中國統一是追求民族復興重要前提條件時,聲稱在這三個百年關卡前,必須要對台灣問題有個結果。

 

但是歷史轉向往往在意外間到來,柏林圍牆崩塌、蘇聯解體、多次金融危機以及各個不同戰爭衝突,甚至本次全球爆發嚴重疫情,究竟又有誰能事先預見其事?更別說要憑著主觀意願,去挑選個特定時間節點,完全無視客觀條件與環境因素,就保證要達成某個歷史任務?而且從量變到質變過程,不論依據哪個辯證觀點與理論,有誰可以斷言質變過程在某個時間節點之前必然發生呢?

 

因此回過頭來,必須再提醒創造歷史永遠是“擇日不如撞日”,若要問紀念前述三個百年慶,在政治上將會傳送何種信號?基本上任何政治性歷史節點紀念活動,必然都要回顧歷史與前瞻未來,最後就是“強調歷史使命”以及“重申信念堅持”,其中信念堅持係源於意識形態,更奠基於民族情懷,而歷史使命更是顯現願景期待。但儘管如此,也沒有倒數計時的時限壓力,歷史的篇章,該翻頁時就會翻頁,往往都是水到渠成,量變到質變的轉換點是個不能看破的天機,而不是個自我設定自以為是的時限。



(作者是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三策智庫特約政治評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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