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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成敵手  美國斷援助

 

第四條原因，二戰結束後，美國和蘇聯隱然崛起，成為世界政治格局中舉足輕重的兩個大國。蔣介石欠缺國際政治的視野和氣度，同美、蘇兩大國周旋時應對失宜，不旋踵讓逆勢而上的中共佔了上風，在國內政治中顛倒了賓、主的位置。確切地說，在國共全面內戰的態勢圖上，蘇聯成了國民黨的敵手，不加掩飾地給予中共援助，而美國本來是蔣介石的外交奧援，在國共鏖戰正酣，命懸一線之時，卻切斷了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

 

東北地區位於東北亞，歷史上多國勢力盤根錯節，二戰結束後又處於蘇聯軍事管制之下。中共與蘇共政治信仰相同，中共軍政幹部與蘇軍打交道時，彼此消除了隔閡，相當融洽，此乃得天獨厚之處。

 

（雅爾達會議中的三巨頭：邱吉爾（左）、羅斯福（中）和斯大林。圖片來源：路透社）

 

然而，蘇聯對待國共兩黨在東北進行的內戰的立場並不像中共軍政幹部當初設想的那麼簡單。蘇聯同國民政府接洽、交涉事務時，動輒牽動外交關係，茲事體大，況且蘇聯是雅爾塔協定的受益者，有必要維護雅爾塔體系的完整性，自然要顧及美國在外交、軍事上可能的反應。因此，蘇聯出於國家利益，同國共兩黨打交道時依然有所顧忌。

 

二戰結束後，美、蘇關係逐漸走向公開的對立乃至敵對，斯大林迅即開始重新審視緩衝地帶（buffer zone）、中間地帶（intermediate zone）的政治觀念，強化了他對安全地帶（security belt）這個理念的認同。他認識到在蘇聯和美國之間的中間地帶對於蘇聯的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必須爭奪中間地帶，並建立自己的安全地帶。

 

讀者領會了斯大林對這一理念的認同已經有所強化，才能體會到他為什麼在雅爾塔體系中尋求適度的突破，以便更好地服務於蘇聯國家利益。至此，蘇聯在東北問題上對國共兩黨貌似“不偏不倚”的立場開始鬆動了。

 

1945年12月30日，蔣經國訪蘇期間面見斯大林時轉達了蔣介石的保證：“東北永遠不會成為反蘇基地。中國軍隊開赴東北只是為了維持那裡的秩序。中國政府本來不願意在中蘇邊境駐軍”。斯大林說，“蘇聯政府不希望美軍進入東北。這是蘇聯影響所及的地區。無論美軍、英軍和其他外國軍隊均不應當被允許進入東北”。蔣經國表示：“美軍不會進入東北。況且，美國再次重申，一旦美軍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全部撤出中國。”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以保證對蘇聯勢力範圍的“尊重”。

 

如所周知，雅爾塔體系源於1945年2月初美、英、蘇三國首腦在位於蘇聯克里米亞的雅爾塔舉行的會議。會議達成《雅爾塔協定》，勾畫出戰後的國際關係體系，即雅爾塔體系。這三個世界大國比較明確地劃分了勢力範圍，又相繼研發擁有了熱核武器，客觀上改變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才結束，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又爆發的悲慘局面，從而為世界實現由大戰到和平的轉變提供了可能性。當然，三個世界大國劃分了勢力範圍，強推給其他國家，也導致了美、蘇兩極格局的鬥爭兼合作的長期的“冷戰”局面。

 

斯大林為了保持既得利益，自然會注意維護雅爾塔體系的完整性，可是出於建立一條相對完整的安全地帶的信念，他又想在該體系中尋求適度的突破，以謀求本國安全利益的最大化。他眼看美軍儘管未必會進駐東北，卻已經在華北站住了腳跟，而國民政府明顯地向美國傾斜，他自然不想看到親美的國民黨軍隊配備著精良的美式軍械，在蘇聯邊境另一側耀武揚威。因此，他自然轉而對東北地區的中共軍隊加大支援的力度，因為這更有利於蘇聯維護其安全地帶的穩定性。

 

於是中共軍政幹部在東北與蘇軍當局開展交涉時，遊刃其間，無往不利矣。蘇聯改變了對國共內戰的立場，對東北戰場局勢產生的後果不久就彰明較著地體現出來了。

 

關於蘇聯在國共內戰中的立場，從前述蘇聯處置蘇軍繳獲的關東軍武器裝備時的做法已經揭示清楚了，此處不贅。另外，蘇聯在國共內戰中對中共地方當局的支持，還體現在蘇軍佔領的旅順對東北解放軍的支撐。

 

蘇聯與國民政府締約規定，中國軍隊不得進入旅順周邊30公里範圍內作戰。東北民主聯軍或東北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在旅順附近作戰，失利時即可退入旅順周邊地域。國民黨軍隊遙遙望見，卻可望不可即，又不能開槍放炮，只能徒呼荷荷。

 

於是乎旅順周邊地區成了民主聯軍或解放軍的“防空洞”，戰局不利時即退入該地區，戰局有利時即全部出動，進擊國民黨軍隊。對國民黨軍隊將領說來，這場內戰成為永遠打不贏的戰爭，充其量只能做到不被民主聯軍或解放軍擊垮而已。

 

另外，蘇聯軍事管制下的大連市軍火工業發達，當地製造的各式炮彈源源不斷地運給中共在各地的野戰部隊。如前所述，粟裕將軍即確認了大連軍工企業為華東解放軍提供的大量炮彈對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的重要作用。大連軍工業製造的大量炮彈足以長途運抵華東各省戰場，更不用說運抵近在肘腋的東北戰場上發揮致命的摧毀作用了。

 

蘇聯大幅度改變了對東北國共內戰的立場，最終與國民政府的敵對方站在一起了。可想而知，蘇聯立場的改變旋即對東北戰場的局勢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饒有意思的是，蘇聯全面武裝近百萬東北解放軍之日，亦即美國徹底對國民政府停止軍事援助之時。1946年7月29日，美國政府宣布：自即日起至1947年5月26日，美國政府對國民政府實行武器禁運。實際上，直到1947年11月，美國政府才恢復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

 

國民政府與北方強鄰蘇聯打交道，較之共產黨，固然先天不足，相形見絀，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國民政府向來視美國為外交奧援，當國共兩黨在東北戰場上鏖戰正酣之際，美國卻斷絕了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致使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迭遭重挫。這一事例足以說明美國同國民政府雙邊關係的逆轉同蔣介石在具體問題上的因應策略不盡妥當亦不無關係。究其原因，乃蔣因應國際關係欠缺適當的政策所致。

 

至若美國對國共兩黨內戰中的立場，也經歷了一場微妙、曲折的變化過程。細論美國與國共兩黨的關係，則前期美國確實是支持國民黨的，中期開始就改變為中立了，美國對華政策就此逐漸變得不利於國民黨了。接下來闡述美國如何與國民政府鬧翻的過程及其後果。

 

這次美國對國民政府實施軍火禁運，源自馬歇爾認為他代表美國政府在國共之間實行軍事調停的使命受到重挫，而他把軍調受挫的主要責任歸咎於國民政府，所以他建議杜魯門總統實施此項軍火禁運。美國這一政策調整的背景則是國共內戰的威脅與日俱增，雙方正在無可挽回地滑向全面內戰的深淵。

 

馬歇爾從事的軍調是如何開始的呢？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國共爭執愈演愈烈。國民黨磨刀霍霍，亟待及鋒而試；共產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雙方擺出逐鹿中原的態勢，都不肯善罷甘休，全面內戰一觸即發。美國總統杜魯門請馬歇爾以總統特使身份赴華，調停國共關係。

 

在調停初期，馬歇爾取得了成果。國共兩黨順利達成了四項協定：1946年1月10日達成《停戰協定》，1月政治協商會議達成《和平建國綱領》，2月25日達成《軍隊整編協定》，3月27日達成《調處東北停戰的協定》。

 

顯然，馬歇爾為完成杜魯門賦予的軍調使命，就必須保障業已達成的調停成果。孰料事態發展顯示，馬歇爾的心願居然事與願違。

 

馬歇爾鑒於成規模的國共內戰在東北戰場已經爆發，兩黨應當控制內戰的規模，不讓內戰波及關內，一旦關內也爆發激烈的軍事衝突，則內戰必成燎原之勢，難以遏制矣。因此，馬歇爾曾經竭力試圖將國共內戰的戰火控制在東北，不讓戰火蔓延至關內。為此，在國民黨軍隊佔領長春後，他曾經建議蔣介石通過政治途徑解決東北問題。

 

然而，蔣介石在佔領長春後，下令軍隊繼續向北征戰，企圖一舉攻佔整個東北。東北事態遂一發不可收拾，國共矛盾再度激化。中共軍隊在東北受到擠壓，它在華北的作戰就必然趨於活躍，這樣既可牽制在東北的國民黨軍隊，又可以擴大己方在華北的戰略空間。至此，國共內戰範圍從東北擴展至華北，非馬歇爾始料所及，軍調不復可為矣。

 

國共內戰歷史久遠，根由極其錯綜複雜。究其實質，兩黨根本利益猶如水火不相容，彼此矛盾之尖銳，本來就是不可調和的。抗戰期間，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巨大威脅，兩黨本著“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之民族大義，方才合作抗日。即便如此，沒有西安事變這一異常強烈的催化劑以及共產國際執委會發來由季米特洛夫簽發的電報要求中共“堅決主張和平解決事變”，兩黨還不知何時方能達成“共禦外侮”的共識呢。

 

抗戰結束後，蔣介石準備以武力為後盾，強求國家行政、軍政軍令一元化，毛澤東則主張全黨一致行動，為了締造一個新中國，不惜把舊中國打得粉碎。縱使兩黨一時達成求同存異的協定，充其量僅是階段性的妥協而已，彼此卻都在全力以赴地準備打贏一場全面內戰。

 

在此情況下，馬歇爾要達成杜魯門賦予他從事國共之間軍事調停的使命，註定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馬歇爾不熟悉中國現代史，也不懂中國問題，卻懷著使命感，異常認真地從事並經營與軍調相關的事務。不論如何，他為達成軍調使命作出的努力，猶如在一艘正在下沉的巨輪上為一個衛生間做精裝修的無意義的舉止，終究難免會淪為一廂情願的行動。

 

馬歇爾清楚地意識到，國共兩黨軍事衝突在東北已經激化，假若蔓延至華北並繼續擴大，勢必滑向全面內戰，這將意味著自己在調停初期獲得的成果毀於一旦。因此，他向蔣介石施加了更大的壓力。

 

1946年6月6日，蔣介石發布了東北地區國民黨軍隊停止追擊東北民主聯軍的軍事命令，以恢復國共談判。後來蔣十分後悔發布這一停火令，因為他認為當時國民黨軍隊業已進抵雙城附近，距離哈爾濱僅咫尺之遙，冰城唾手可得，況且，停火令發布後，以新一軍為骨幹的東北國民黨軍隊士氣趨於不振，竟至於每況愈下。

 

稍後的事態發展，證明了蔣介石只是站在戰區指揮官的立場，而沒有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對戰局演變的趨向作出了評估。這不啻在大戰略層面上犯了大忌。這項錯誤評估對戰局的演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馬歇爾並不滿足於蔣介石的一紙停火令。他為了杜絕日後蔣出爾反爾的可能性，以致損害他在停戰期間取得的軍調效果，就認真考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利用中斷美國軍援作為其順利進行軍事調停的一張王牌。早在6月4日，他即告訴蔣介石，在東北停戰問題解決之前，美方不再提供海軍船隻幫助國民政府運輸軍隊和補給品到東北。顯然，美國重大政策轉向露出了端倪；時隔不久，美國全面中斷軍援的政策就出台了。對此，蔣卻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讀者須知，馬歇爾敦促杜魯門總統改採對國民政府中斷軍援的政策，不是貿貿然的衝動所致。他之所以在政策上作出大幅度的變動，是有其自認為充分的政策考量的。

 

首先，他出於對本人來華使命的理解。美國在二戰期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至中國戰區，並協助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它希望一個和平穩定的中國代替日本在亞洲發揮穩定作用。全面內戰的爆發無疑會摧毀美國這一戰略目標。何況，他從自己的戰爭經驗獲悉，一旦內戰爆發，他不認為國民政府能夠贏得勝利。

 

其次，東北休戰談判期間，國民黨要求中共軍隊撤出東北主要城市和交通幹線，企圖將中共勢力分割在若干孤立的地區。蔣介石又對外聲稱國民黨擁有充足的軍力、財力打垮共產黨。馬歇爾不由擔憂蔣隨時會拋棄停火令這一可能性。

 

再次，馬歇爾擔憂中國內戰的另一個因素是蘇聯。正像筆者前邊所陳述，作為二戰後出現的世界二極政治格局在東北亞的體現，斯大林一直關注美國在鄰近蘇聯的中國三北地區尤其是東北的軍事存在，馬歇爾也在時刻關注蘇聯對東北國共內戰的嚴重反應。蘇軍在1946年5月已經完全撤出東北，可是蘇聯不斷引用1945年12月美、蘇、英三國外長會議公報的文件，敦促美國從華北撤退軍隊。馬歇爾為避免美、蘇在中國的直接對抗，自然需要顧及到蘇聯對東北國共戰局變化可能引起的反應。

 

當年斯大林事實上視東北、新疆同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馬歇爾領悟到這一層底蘊之後，他之所以堅決反對蔣介石在東北擴大軍事衝突的規模和範圍，可能還有日後將勸蔣自東北撤退軍隊，全力確保華北穩定的想法。倘若如此，則他確是老謀深算，防微杜漸，比蔣提前兩年就考慮到了此項軍事上的優先抉擇。

 

對此，蔣介石則另有斟酌。他依據以往同蘇聯打交道的經驗，認為蘇聯正在全神貫注於其西部邊境與東歐的安全問題，無暇東顧。鑒此，據他判斷，只要國民黨軍隊在內戰中佔得優勢，則蘇聯基於現實考慮，就會停止援助中共。他盲目樂觀地告訴馬歇爾，自信10個月內可以粉碎共產黨的軍事力量。

 

（馬歇爾（左）與蔣介石夫婦。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再次，不可否認，馬歇爾在軍調過程中立場的變化，同他本人對國共兩黨在談判中的表現的觀感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是杜魯門總統的特使，來中國調停國共內戰。二戰末期，蔣介石躋身世界四大國之一的元首，蔣以他的崇高地位自詡，並不對馬歇爾假以辭色，時不時對其下屬強調，與馬歇爾打交道時務必顧及國家體面和民族尊嚴。

 

至於中共，則反其道而行之，更多地著眼於政治現實，以靈活的外交手法，努力打好這張美國牌。凡是國共爆發衝突，需要馬歇爾出面調停時，中共總是由外交大師周恩來出面，動員國內聲勢頗大因而美國對其評價甚佳的數個民主黨派，即所謂第三勢力以及眾多公共媒體對外“哭訴”，並以苦主地位向馬歇爾告狀。

 

相對說來，馬歇爾覺得，周恩來態度誠懇及其對國共軍隊在戰地發生衝突的剖析比較入情入理，更具有說服力。馬歇爾認為，能否維護早期軍調取得的勢頭和成效，癥結乃在於蔣介石及國民政府需要端正態度。

 

最後，民盟領袖羅隆基作為第三勢力的代表對馬歇爾指出，“馬帥力謀和平，而同時美國政府又在盡可能供應正在從事內戰的軍隊，……撤出美國的支援是馬帥處理這個問題最有力的要脅，一旦援助停止，政府就不得不談判了”。從馬歇爾稍後即作出的重大決定看來，馬歇爾顯然認為羅氏的說法既代表了中國知識階層的意向，又表述得一針見血，恰中肯綮。

 

6月4日馬歇爾發出的威脅性暗示，未能阻止蔣介石訴諸軍事行動解決根本問題的決心。26日，國民黨軍隊向中原解放區發起了猛烈進攻，全面內戰隨即開啟。馬歇爾發現，美國給蔣的援助越多，蔣接受他調停的願望就越小。於是他決定付諸行動了。

 

抗戰時期美國專門為中國製造了1.3億發7.92毫米口徑子彈。1946年初國民政府依據《租借法》購買了這批子彈，7月向美國國務院申請出口准許證，8月提出運送這批子彈事宜。這時國務院依據7月29日美國對國民政府禁運軍火的決定，拒絕發放准許證。這批子彈遂成為禁運令實施後第一批被禁物資。

 

在初始階段，美國對國民政府中斷軍援似乎並沒有降低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至9月，國民黨軍隊先後佔領了蔣介石稍早在兩黨停火談判時要求中共軍隊撤出的大部分地區和鐵路線。美國中斷軍援的效果要體現出來，自然有一個滯後期。隨著內戰加劇，各地戰場不斷吞噬大宗武器彈藥，不久以後國民黨軍隊的後勤保障就處於嚴重匱缺的狀態。

 

1947年，國民黨軍隊的軍火消耗量高於抗戰時期消耗量最高的年份，由此可見，國共內戰之熾熱、激烈。相比抗戰時期最高年份的消耗量，1947年步槍消耗量是2.67倍，衝鋒槍是1.1倍，輕機槍是1.77倍，重機槍是2.11倍。美援既已中斷，蔣介石只能寄希望於國統區軍工企業。而隨著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大批裁撤軍隊的政策付諸實施，國統區不少軍工企業也已歇業停工。政策調整後，國統區軍工廠開足馬力，加緊生產以補充前線所需。然而，1947年上半年槍彈消耗量是生產能力的2.27倍，迫擊炮炮彈消耗量是生產能力的1.38倍。僅憑自產軍火，豈能彌補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巨大的消耗呢？

 

尤其嚴重的是，國民黨精銳部隊大多是美式裝備。美國實施禁運軍火後，庫存零配件陸續告罄，精銳部隊就等於被繳械了一半，裝備優勢反而成了劣勢。在東北戰場上體現的這一狀況更是十分明顯。譬如衝鋒（卡賓）槍缺乏零配件，不能連發，只能單發，射程短，殺傷力還遠不如蘇軍撥付東北解放軍的關東軍“三八大蓋”步槍。1947年3月21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國務院報告說：“按照當前軍火消費水準，美式裝備和訓練的部隊只有3個月的彈藥了。”

 

國民政府為了緩解軍火緊張，試圖從其他途徑獲得軍火。1946年10月，英國接到了中國關於補給武器的請求。美國在頒布禁令的同時，要求加拿大和歐洲國家採取同步行動。於是英國也拒絕向中國提供軍火。

 

即使美國撤銷禁令後，魏德邁率領“事實調查團”到達東北時，新六軍軍長廖耀湘也告訴他新六軍彈藥嚴重不足，“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補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槍彈方面，“自動武器大都消磨太厲害，好多衝鋒（卡賓）槍已經不能連發”；“自動武器和迫擊炮沒有充足的彈藥補給，炮彈尤其奇缺”；“新六軍戰鬥力趕不上當年的三分之一，官兵素質減低，士氣戰志都低”。魏德邁還在報告中指出，一位美國工程師在戰時住在蘇北，也目睹國民黨軍隊因彈藥不繼，接連敗退。

 

由此可見，在國共內戰中，美國禁運軍火的政策給國民政府帶來困難之大。在各地戰場上，面對中共軍隊的淩厲攻勢，國民黨軍隊經常望風披靡，彈藥補給不足，確是原因之一。

 

中共將領在戰場上面對如此的對手，迅即發現了國民黨軍隊短缺武器裝備。1947年2月1日，彭德懷在陝北指揮作戰時，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蔣介石要繼續作戰，“不僅兵力發生困難，軍火也已發生很大困難”。

 

在前線，國民黨軍隊屢戰屢敗，解放軍愈益壯大；在後方，國統區日趨緊縮，稅收銳減，財源自然捉襟見肘。此外，國統區反政府的學潮、工運此起彼伏，令政府疲於奔命，窮於應付。農村凋敝，財政赤字扶搖直上，特別是1947年2月的黃金風潮之後，民眾對法幣信心頓失，國民經濟開始走向大規模的崩潰。國民黨政權力蹙勢窮，地方統治分崩離析，社會上更是人心惶惶，敗象畢呈。美國斷絕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的嚴重後果，可見一斑矣。

 

當初蔣介石與馬歇爾在軍調問題上意見扞格不入，馬歇爾在考慮是否動用中斷美援這一張王牌，仍在舉棋不定之際，外交部長王世傑曾向蔣建議，“對於中共問題，至少尚須更作六個月之忍耐”，宜就整軍等問題達成協議，“如六個月內，該協議不能實行，政府自可自由行動”。蔣卻剛愎自用，認為王的擔憂純屬杞人憂天，“馬帥態度尚不如其聲明之焦急”，以致對王的建議不予採納。蔣在戰略判斷上再次犯下錯誤，最終難免鑄成大錯。

 

事後，蔣介石囿於性格，猶不以此為乖失人和之舉，依然一味歸咎於馬歇爾。然而，對國民黨不少有識之士而言，痛定思痛，悔之晚矣。

南滿解放軍  朝鮮為後盾

第五條原因，東北地區乃是東北亞國際關係的聚焦點，國際互動波詭雲譎，非常錯綜複雜。國共兩黨與朝鮮及中朝兩國國民間的關係，牽扯了頗多的因素。這方面國民黨先天不足，在同中共的博弈中，自然屈居下風。 

朝鮮開國領袖金日成同中共淵源頗深。他在少年時代就隨父親流亡至東北吉林省，並在當地接受教育。上世紀30年代初，中共東滿特委派他到安圖縣創建抗日遊擊隊，數年後任東北抗日聯軍師長。

1941年，金日成被關東軍逼迫率殘部退入蘇聯境內。1942年，他任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又稱蘇聯遠東方面軍獨立第88步兵旅，中國人周保中任旅長）第一營營長，大尉軍銜。1945年，蘇聯對日本宣戰後，派金率部從蘇聯乘坐軍艦進入朝鮮北部建立政權，隔三八線與南方由美國支持的韓國政權緊張對峙。

金日成與毛澤東政治淵源如出一轍，觀念相同，又均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國共在東北進行決戰時，金日成自然要出手支持正在與國民黨軍隊鏖戰的中共領導下的東北民主聯軍了。 

當時東北民主聯軍所佔地區分北滿、南滿兩大塊，尚未打成一片，卻把國民黨軍隊卡在中間。民主聯軍在南滿地區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可以先將幹部眷屬和部隊傷病員送往朝鮮休養。假若戰局逆轉，民主聯軍大部隊可以退入朝鮮境內休整；一旦民主聯軍發現戰局正在發生變化，出現有利的戰機，大部隊又可從朝鮮大舉渡江進入南滿作戰。
 
聊舉一例。1946年5月，國民黨軍隊在第二次四平戰役中獲勝，民主聯軍主力退入北滿哈爾濱一帶長期休整。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乘勢騰出手來，這年12月出動國民黨軍隊在南滿發動攻擊，先除後顧之憂。

民主聯軍應對國民黨軍隊在南滿的攻勢作戰的方針是“堅持南滿，鞏固北滿”，相應戰法則是“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密切配合”。自1946年12月至次年4月，民主聯軍發動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的戰役，具體的作戰部署是國民黨軍隊進攻南滿民主聯軍時，北滿民主聯軍就渡過松花江南下，發動攻擊，這樣就可以牽制北滿國民黨軍隊，並調動南滿國民黨軍隊回援。

假若南滿民主聯軍戰況危殆，則依託蘇軍管制下的朝鮮，進行作戰。國民黨軍隊投鼠忌器，不能放手進攻。如此這般，民主聯軍始終置南滿根據地於有效的保衛之下，國民黨軍隊則不能根除隱患，始終陷於兩線作戰的不利地位。

前邊已經提到，蘇軍佔領下的旅順、大連起著“防空洞”的作用，讓中共軍隊退則可以躲避、休整，以利再戰，進則足以強勢出擊，批亢搗虛，直擊敵方要害。事實上，朝鮮在東北國共決戰中也起著完全相同的作用。這種奇特的現象也成為國民黨軍隊始終不能在東北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因素之一。

不惟如此，朝鮮隔江對面的延吉地區乃至東北全境的朝鮮族民眾也旗幟鮮明地站在東北民主聯軍一邊。東北全境有6.3萬朝鮮族青年參加了民主聯軍，純由朝鮮族組成的部隊逐漸形成了三個朝鮮族師，即第156、164、166 師。在殘酷的戰爭中，這三個朝鮮族師能征慣戰，屢建奇功，較之老紅軍部隊，其作戰力不遑多讓。 其中156師的戰鬥力最強，戰功最多。另外，在東北解放軍38軍、40軍、47軍等部隊中，還存在大量朝鮮族連隊和朝鮮族戰士，47軍還有一個朝鮮獨立團。

這裡存在一個問題：東北朝鮮族出於對日本的敵視情緒，許多人與中國人同仇敵愾，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為什麼多數朝鮮族支持中共領導下的民主聯軍而不支持國民黨軍隊呢？

至於北朝鮮政府在東北國共決戰中直接支持東北民主聯軍，因而影響了東北境內朝鮮族支持民主聯軍，僅是一個次要的因素而已。須知直至1948年2月8日，朝鮮人民軍方才成立，而此時東北民主聯軍早已改名為東北解放軍了，可見朝鮮族青年競相參加民主聯軍時，人民軍根本還沒有成立，他們此舉並不是主要受到北朝鮮的影響。實際上，影響他們舉動的，除此之外，還有兩個更重要的現實因素。

現實因素之一，1931年4月至7月，吉林省長春縣萬寶山地區朝鮮族與漢族為爭水源爆發爭鬥乃至大規模械鬥之後，朝鮮族對中國官方是存在抵觸以至怨恨情緒的。這年9月爆發九一八事變，關東軍蠶食鯨吞，侵佔了整個東北。在中共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軍的11個軍裡都有朝鮮族戰士，其中第一、二、三、七這四個軍裡，半數官兵是朝鮮族。由此可見，朝鮮族青年寧可投奔反政府的中共軍隊而不願意投奔政府軍。

（圖片來源自網絡）

現實因素之二，延安早就派遣由武亭率領的朝鮮義勇軍搶時間趕抵東北招兵了。武亭本是朝鮮族，可不是等閒人物，後來在朝鮮戰爭中還起到重大的作用。1924年，武亭受朝鮮獨立運動的影響，進入中國考入保定軍官學校，次年加入中共。武亭的資歷很老，是走過紅軍萬里長征的極少數外國人之一。1939年，朝鮮義勇軍在延安成立，司令就是武亭。

抗戰才結束，延安鑒於同國民黨爭奪東北具有壓倒一切的意義，緊急派遣武亭率領三千多名朝鮮義勇軍，同中共中央派出的第一批東北幹部工作隊一起，星夜趕赴東北。1945年11月初，朝鮮義勇軍到達沈陽，本想進入朝鮮，與朝鮮同胞們合流，然而蘇軍擔憂這批延安派別的朝鮮義勇軍過來了，會影響到蘇聯對朝鮮的軍事管制的權威性，因此禁止義勇軍入境。於是這三千多名留在東北大舉招兵買馬，最後形成了東北解放軍中一支勁旅，即六萬多名朝鮮族官兵。此外，還有10多萬朝鮮族參加了地方武裝組織，幾十萬人組成擔架隊和運輸隊。

況且，朝鮮族官兵在戰場上更靠得住，一來他們非常憎恨日本人，凝聚力本來就強，二來他們的效忠度高，他們認為既然中共成了領導，就應該效忠。就像在下面要談到的通化事件中，在當地中共所有的機構和部隊中，朝鮮義勇軍是唯一沒有一個人被敵人策反的單位，也是對日本人大開殺戒最徹底的單位。

顯而易見，在國共決戰的天平秤上，無論這幾十萬朝鮮族人放在哪一邊，以何種方式參與內戰，對另一邊而言，都是不可承受之重。這是不言而喻的。

三萬日本兵  成四野骨幹

第六條原因，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共中央迅即命令各邊區部隊出擊擴充所佔區域。冀東李運昌、山東萬毅就近率軍進入東北。9月5日，冀東曾克林部率先進入沈陽後，幾天內收編了萬餘人，並搜獲大批日軍武器彈藥。其他中共部隊進入東北後均收穫頗豐。

當初劉少奇在延安叮囑軍事幹部趕快去東北搶地盤，當務之急自然是多佔地、多拉隊伍。既是在日本佔領的東北搶地盤，就要恰當處理當地日本投降的軍隊及僑民的關係，儘量收為己用。

當時國民政府對滯留在東北的日本人的政策是配合當地蘇軍，儘快對日本人作甄別，區別哪些人是戰犯、戰俘、官吏、警察及僑民，程式複雜，費時失事，日本人不由普遍對懸而未決的命運深為憂慮。相比之下，中共相關的政策則寬鬆而簡捷多了：究竟何人被定為戰犯，概由國民政府處理，對絕大多數日本人則一概既往不咎，進而歡迎合作。

當然，中共與日本人的關係也並不盡如前述，也有例外。通化事件即一例。1946年2月3日，萬餘舊日本軍人在通化（日本投降前曾計畫將偽滿洲國“國都”由長春遷往通化。此地盛產東北“三寶”人參、貂皮、鹿茸，今屬吉林省）發動武裝暴亂。民主聯軍事先掌握情報，先下手為強，拘禁了內應分子，清除了國民黨暴動指揮部，以一千多軍人擊斃四千多暴亂分子（其中日本人三千多），平暴後對該城日本成年男子的大搜捕中，殺死了更多人。

（繳械投降的關東軍。圖片來源自網絡）

通化有數萬名日本人，其中有六千多名本已繳械的關東軍官兵。國民黨通化縣黨部孫耕堯與關東軍藤田大佐達成春節期間在通化驅逐民主聯軍的密約，卻百密一疏。2月2日傍晚，距暴亂僅半日，民主聯軍崗哨發現一人戴國民黨徽章走在路上形跡可疑，押送其至通化支隊司令部，此人在嚴加審訊時交代了暴動的時間、信號等。

與此同時，孫耕堯策反民主聯軍軍需股長沈殿鎧時，沈殿鎧假裝答應參加暴亂，卻套出關於暴亂的秘密情報並報告了上級。暴亂計畫內容要點是：暴亂隊伍五萬人（日軍三萬人，國民黨地方武裝二萬人，內應分子八百人）同時發難，攻佔行政專員公署、支隊司令部、市政府等七處重要目標。

民主聯軍立即著手平暴，清除內奸170多人，逮捕了孫耕堯等十多名暴亂主犯，並催調援兵回師通化參加平暴。

原先聯軍將一百多名原關東軍指揮官關押一處。暴亂中日本軍隊圍攻關押處，聯軍看守班用機槍擊斃一百多名在押犯，避免了局勢的惡化。

暴亂時，近千名日軍手持刀棍圍攻專員公署大樓，爭戰最激烈。警衛員威逼專員蔣亞泉投降，被蔣處決。此時通化支隊機動部隊和朝鮮義勇軍趕到，從背後猛攻，全殲日軍。

抗戰結束後，一支關東軍衛生隊表明願意為中國軍隊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民主聯軍將這支130人的衛生隊保留下來。在暴動中，這支衛生隊成為暴動骨幹並用手術刀將聯軍一百多傷患全部刺死。最終這支衛生隊被聞訊趕來的朝鮮義勇軍第一支隊全數殲滅。

當地日本人在天皇宣告投降後仍然覺得高於中國人，寧願將平日儲備的戰略物資如糧食、軍服等付之一炬，也不給中國人留下。一些大膽市民試圖在大火中搶回些糧食，也被日本降兵打傷打殘。日本衛生部隊的殘忍行為傳出後，更刺激了通化市民在平暴後採取的大搜捕中對日本人報復洩憤。

日本人自視甚高，入鄉不隨俗，春節時居然不在門外掛對聯。民主聯軍在全城挨家挨戶大搜捕時，只要門外不掛對聯的住宅，全被破門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綁走，下場可悲。可以說，通化所有日本男子都遭了殃。

例如日軍航空隊隊長林彌一郎幫助中共早在1946年組建了東北航空學校，任飛行主任教官，先後培養了一百多位軍機飛行員。中國空軍司令員王海上將當初在東北航校時，遇見林彌一郎都要敬禮，言必稱“老師”。暴亂前夕，民主聯軍採取激烈的應變措施時，林彌一郎也差點兒被槍斃，幸虧反戰同盟主任前田光繁反對和後來的老航校副政委黃乃一予以力保，才免遭錯殺。

尤其是朝鮮義勇軍更是殺紅了眼，日本人遇到他們則凶多吉少。直到第二天民主聯軍通化支隊司令部才下達命令：對日本人，只抓不殺。此時，城裡已經到處都是日本人屍體了。

通化事件反而成為促進日本人與中共合作的一個契機。此後，擺在東北日本人面前的出路十分清楚：要儘快被遣送回國，絕大多數日本人不得其門而出。既然還要留在東北，反對中共則面臨死路一條，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與中共合作。中共的相關政策頗有吸引力：在本人及家屬的人身安全上給予保障，物質上給予優待（生活待遇遠超過民主聯軍指戰員），人格上給予尊重。凡是有特殊技能的日本人，如醫師、飛行員、炮兵等，還可以享受特殊的士官乃至軍官的待遇。許多日本人在誠惶誠恐的心態下很快選擇同中共而不是國民黨合作。

近年中國官方媒體承認，東北民主聯軍及其後身東北解放軍（1947年11月起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解放軍）、四野（1949年3月起東北野戰軍改稱第四野戰軍）各部門和軍工企業曾經收編的日籍軍人多達三萬人。這些日本人幫助民主聯軍創建了各特種兵種甚至軍種、恢復軍工企業的高效運轉、加強了軍隊醫療系統、維持東北全境鐵路運輸以及其他專業工作。
　
說到陸軍特種兵，首先是民主聯軍炮兵急待於快速“升級”。1945年9月，延安炮兵學校開往東北，一無兵員，二無裝備。在本溪接收了日軍四門高射炮、八門機關炮、四門反坦克炮和兩門野炮。後又接收了日軍一個炮械廠，並招用了該廠技師、工人和五名偽滿炮兵和三名日本炮兵。1946年10月，民主聯軍總部成立了炮兵司令部、各野戰炮兵團和高炮大隊，留用了日偽軍中的炮兵技術人員。

民主聯軍裝甲兵也起步於接收關東軍的坦克和器材。1945年11月，東北人民自治軍（民主聯軍的前身）幹部高克在沈陽一工廠發現幾輛日式坦克，他拉了兩個日本人把兩輛坦克開出工廠。他又尋找器材，組織日本技工修配車輛，十多天修好了兩輛坦克、兩輛裝甲車、兩輛牽引車和一輛汽車，組成了民主聯軍第一個裝甲車隊。同時民主聯軍在沈陽留用了一個坦克修配廠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十多個技工，後來在組建東北坦克大隊的歷程中，這些日籍技術人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日籍軍人幫助創建空軍，是對民主聯軍及其後身東北解放軍、四野的壯大作出的最明顯的貢獻。東北航空學校（東北老航校）號稱“人民空軍搖籃”，這與日本人林彌一郎（後取名林保毅）有著莫大的關係。

1945年9月底，林彌一郎作為日本航空隊隊長，率三百多人歸降東北人民自治軍，參謀長伍修權鼓勵他們創建航空學校。其部約280人改編為東北人民自治軍航空隊。

1946年1月1日，航空隊擴充為航空總隊，下設教導隊、民航隊、機務隊和修理廠等，林彌一郎任副總隊長兼教導隊長。3月1日，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正式成立，他任參議兼飛行主任教官。以林彌一郎為首的原日本飛行員為中共這一技術軍種培養飛行教練員和飛行員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民主聯軍在組建其他技術部門時，也留用了不少日籍人員。例如聯軍迫切需要軍用地圖，卻拿不到適用的地圖。後來聯軍在鞍山接收了日本人開辦的一個印刷廠，日本技工提供獨家掌握的印刷製版技術，迅速大批量印圖，方才解決了急需。此外，東北通信學校聘請了10名日本通信工程專家，傳授了先進的通信技術。

中共各地方機構如軍工、鐵路、醫院、煤礦等部門也留用了不少日本人。留用的日籍人員多從事專業技術工作，醫療、軍工等部門留用的技術人員數量尤其多。以醫療部門為例，始自1946年初，東北就發生了國共內戰，雙方都急需醫護人員。民主聯軍發現，國民黨軍隊留用了不少日本僑民，而己方卻緊缺專業人才尤其是醫護人員，於是聯軍也開始大規模留用日本人，動員日本醫生、護士、技工參加民主聯軍，提供不可或缺的醫療服務。這些日本醫護人員給聯軍提供了精湛的醫療服務，當時衛生部門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醫護人員。

綜上所述，抗戰結束後，在東北的日本僑民大部分陸續被遣送回國，還有不少日本人依然留在東北。據當時東北九省14個市的統計，估計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以民主聯軍衛生部、軍工部、軍需部內的技工和技術員居多。具體分布在各部門的日本人數是：軍區衛生部7200人、軍區軍工部2000人、軍區軍需部1100人、軍區其他系統1500人。

這裡需要解釋一下，為什麼軍區軍需部有這麼多的日本人。軍需部日本人主要是鐵路技術人員、運輸調度技術人員等。當時中共軍政幹部對這些專業技術根本兩眼一抹黑。這些日本專業人員的工作對民主聯軍及其後身東北解放軍、四野大部隊進行跨區域快速調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以東北軍工部門為例，至1948年7月底，技術工人中有日本人1346名，朝鮮人852名。重要技術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後來東北建成第一個大型兵工聯合企業，內部稱大連甘井子軍工基地，對外稱“建新公司”，有12個分廠，職工6009人，其中日籍職員84人、技工116人。

在日本技術人員的幫助下，東北軍事工業從搜集機器器材、搬家建廠到恢復軍工規模，保障供給了東北解放軍戰場所需。其後，東北軍工系統又逐步擴大了生產規模，有力地支援了關內各個戰場。

此外，當時還有不少留在東北的日本青年報名野戰部隊參戰。四野野戰部隊中，除了許多名日本神炮手以外，又出現了不少日本機槍神槍手，還有不少任勞任怨的擔架員。當時四野第47軍有300多名日籍軍人，第41軍中有88名日籍軍人，而在整個四野野戰部隊中約有四千名日籍軍人直接從事作戰。

總體上說，在東北國共戰場上，日籍軍人是助了中共一臂之力。他們的助力主要體現在創建特種兵、提供戰場醫護服務、擴大軍工生產規模以及為中共軍隊提供高速有效的鐵路運輸。至於野戰戰場上的作為，主要是精准的火炮射擊。

（作者是前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