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原因迫使蔣介石丟失東北(下)

時間:2021-07-26 歷史與文化


土改失先機  內政多窳敗


第七條原因,是蔣介石在包括土改方針在內的內政舉措方面的重大缺失。內政缺失尤其是在土改這一關鍵節點上的不作為,對蔣介石丟失東北所產生的影響實際上比前述諸層原因還要大。

楊永泰早就向蔣介石建議,要在與中共的鬥爭中制勝,必須在農村實行土改或者至少減租減息,剝奪中共組織、動員農民的利器,又說此舉事不宜遲。蔣拒絕了這項建議,理由是此事違反乃至蕩滌了自古以來的社會倫理和法典,會激起農村的動蕩,也將破壞農業生產力。

鄉村建設派巨擘梁漱溟也向蔣介石提出在農村實施土改或者至少減租減息的緊迫性。梁稱,“共產黨是在稻田而不是戰場上打敗的”。蔣仍然拒不接受,稱之為“迂腐”。

梁漱溟本人貫徹鄉村建設理念,認為中國問題是文化失調而不在於階級鬥爭,主張用改良辦法而不是暴力革命改變中國農村凋敝的狀況。1931年春,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全力支持梁來山東搞鄉村建設。1933年7月,省政府劃定鄒平和荷澤為縣政改革實驗縣,隸屬梁主持下的鄉村建設研究院。

實驗縣著手縣政改革,縣府“裁局設科”,所有科室合署辦公。縣長、科長沒有特殊享受,在食堂集體就餐,效率大為提高。從事鄉建工作的人員都是有理想的知識青年,辦事雷厲風行,又清廉可嘉,很快就贏得了鄉紳、農民的信賴。

實驗縣建立了各種合作社。例如從國外引進高產優質的長絨棉,統一進行技術指導、收購、扎花、打包,直接供給青島、煙台大型紡紗廠並向外國出口。這就提高了產量和品質,避免了中間盤剝,給農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縣府又試行減租減息,緩和了貧富矛盾。

鄉建研究院在實驗縣通過大辦學校,由一批有志下鄉的知識青年將各村農民組織起來,並號召鄉紳交出部分錢款、槍支,農民出壯丁,組織保安隊。縣府一聲令下,各村群起呼應,以致境內匪患、毒梟絕跡。著名戰略家蔣百里聞訊來到鄒平縣參訪後說,為了準備抗日,就要把散漫的農民組織起來,而鄒平實驗恰是改變中國人一盤散沙狀況的良劑。

鄉村建設理論和實踐在知識界受到左右夾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胡適從右邊、社會主義知識份子如千家駒和薛暮橋則從左邊,都在攻擊鄉建派。然而,鄉建實踐卻是成功的。省政府持續批准實驗區擴大範圍。1933年實驗區增加了荷澤等13個縣,1935年實驗區又增加了濟寧等14個縣。三年多實驗區就由一個縣擴展到了整個魯西南。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日軍大舉進攻山東,韓復榘率部撤離時,將當初鄉建派在實驗縣號召建設新農村而集中管理的壯丁、槍支和錢款一應帶走。這一行徑激起民眾對省政府的做法同鄉建派的說辭南轅北轍的不滿,連帶埋怨鄉建派。10月16日,梁漱溟帶著同仁黯然離開了鄒平縣。

其後,指責鄉建理論半途而廢因而是烏托邦的說法應運而生。然而,這些指責都是不經之談。可以說,鄉建理論和實踐遇到日軍大舉侵華而被中止,僅是生不逢辰而已。當日軍幾下猛擊把中國人打入血泊之中時,潑天大禍當頭,非人力所能左右,許多事項被迫中斷,並不能都歸諸屬於烏托邦的理念。當時連中共全力以赴的土地革命不是也因國共合作而停止了嗎? 

在國統區實施土改或者至少減租減息是不乏成功先例的。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十九路軍奮起抗戰,中、日兩國在上海交戰。5月5日兩國簽訂《上海停戰協定》以後,十九路軍被南調到福建,總指揮蔣光鼐兼任福建省主席,開始在福建搞土改,頒布《計口授田暫行法》、《授田細則》等法則。地主、鄉紳群起反對,駐軍及地方官召集他們開會,在會上宣稱土改必須進行,分配土地時浮財不動,而且保障地主、鄉紳闔家人身安全,否則,共產黨來搞土改,就是家破人亡了,並讓與會者兩者選一。結果全省土改進行順利,社會矛盾並沒有激化。後來土改流產,不是出於社會對抗激烈,而是由於人亡政息的緣故。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發動閩變,22日成立中華共和國。蔣介石調動八個師鎮壓,閩變失敗。十九路軍主持的土改自然難以持續下去。

另一個例子是顧敬之在湖北省商城縣及鄰近幾個縣裡成功地實施了減租減息。顧敬之親侄子顧魯丞原是中共黨員,被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後在蘇聯大清洗中被牽連進了托派小集團,差點兒被殺。顧魯丞回國便脫黨回到了家鄉,被顧敬之倚為左右手。叔侄倆採用共產黨的一套做法,顧敬之以大地主的身份居高臨下呼籲地主、鄉紳減租減息,並且以身作則在轄區厲行助貧活動。轄區內社會秩序穩定,百姓安居樂業,莊稼也長得比其他地方好得多。

顧魯丞著手強化顧敬之原先建立的人民自衛軍,首先招收調皮搗蛋的年青人,讓他們帶動其他人參加,又在地方政府支援下成立兵工廠,生產槍炮,並同各地民團武裝加強聯繫。顧家不貪錢,下面辦事的人也作風清廉。

顧叔侄還採用共產黨的辦法,把農民組織起來,各處飯店、茶樓、旅店必須隨時匯報可疑人或事。一次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王樹聲率部途徑顧的轄區,還特地請一家小飯店老闆對顧敬之轉達說,只是途徑而已,決不留駐, 希望雙方不致發生衝突。

一旦紅四方面軍主力挾威而來,顧叔侄並不正面接火,農民都跟著他們上了高家寨小鎮,堅壁清野,不留下一顆糧食,並派信使與各地民團、國民黨軍隊聯繫,自己堅守,中心開花,邀約他們從各個方向攻擊紅軍。紅軍驍將許世友冒死強攻,身負重傷,差點喪命。紅軍主力只能知難而退。


當時顧叔侄治下區域,紅四方面軍不能越雷池一步,共產黨關於暴力土地革命的主張在當地農民中間毫無鼓動性。即使日後政壇風雲變色,顧敬之被投閒置散,完全喪失影響力,商城周邊區域仍然自成一統,共產黨插足不進。直至1949年解放軍強渡長江,大軍所過之處,如同秋風掃落葉,方才得以對商城地區的土頑作掃穴犁庭的清算。


當年有人曾向蔣介石建議在湖北全省推行顧敬之治理農村的辦法,被蔣峻拒。究其原委,蔣是在擔憂顧敬之在全省推行新政取得成功之後,或許會步曾國藩、左宗棠辦團練以至形成強勁湘軍的後塵,威脅到南京政府的權威性。


(“宛西自治”紙幣。圖片來源自網絡)


河南省西部內鄉縣人別廷芳從事的“宛西自治”則是在鄉村建設上另闢蹊徑,別開生面。別初任內鄉縣民團第二團團長,後任豫西十三縣聯防司令。他既沒有像共產黨這般搞暴力土改,也沒有效法顧敬之那樣實施減租減息,更沒有像梁漱溟在縣政改革、減租減息上雙管齊下,卻作為宛西自治主要領袖,多年來自治業績斐然。

別廷芳堪稱一名怪傑。他凡事能以身作則,親力親為,充分動員了四鄉宗族、鄉鄰的組織資源,在社會網絡中發揮了鄉紳和地主的凝結核的作用。他信奉“治亂世用重典”的信條,平民、官員和自己的親族在他制定的規則面前一律平等。

在農村建設方面,別廷芳為宛西地方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功在後代。他做得比較多的是在各地興辦學校,此外他還鼓勵修橋鋪路、開設小型工廠和醫務所等。他為地方建設做的最突出的一件事,是他居然在農村建了一個頗具規模的發電廠,據稱這是在中國農村建設的第一個發電廠。

宛西民團剽悍善戰,百姓凝聚力強。別廷芳早期反共。紅二、四方面軍長征途中都繞開宛西,以避其鋒芒。後來宛西自治領袖彭禹廷施加影響,從抗戰爆發到別病逝的四年裡,他從各方面給中共以幫助。中共地下黨員在南陽開展活動,他親臨現場支持;對中共在其轄區內活動,他採取睜隻眼、閉隻眼,不加追問的策略;對中共在中原地區的戰略支點竹溝鎮,不僅給予槍彈接濟,而且還派部進駐保衛其安全

民眾對別廷芳人格的評論,則是他廉潔可風,從不徇私枉法。1940年,他忽得腦充血急症而亡,才57歲。他幼時家中僅有三畝地,死後留給家人的遺產仍是這三畝地,可見他嚴於律己。自己不貪財,豈容他人貪財呢?他耳報神多,執法又嚴酷,下屬絕不敢貪腐。因此,他言出法隨,施政效率奇高。

一年冬季有個記者前去豫西採訪,夜間突降大雪,他擔心次日行程受阻,翌晨發現眾多百姓一早就在路上清掃積雪。他問一個老者,又沒有上級命令,為何凌晨冒著嚴寒掃雪,又掃得這樣乾淨呢?老者回答說,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因為別司令會知道的。這位記者對宛西自治之清明,令行禁止,不禁歎為觀止。

1948年4月20日,劉鄧大軍司令部在河南省葉縣下達了《關於宛西戰役的部署》命令,由陳賡負責指揮。陳賡出發前,鄧小平叮囑道:“這次戰役一定要打下宛西四縣,主力在中原機動作戰就無後顧之憂了。宛西四縣是別廷芳的老巢,他在此實行‘宛西自治’多年,對人民很有欺騙性,至今那裡的群眾對他仍有好感。部隊進入南陽後,一定要講究策略,逐步爭取群眾。”別廷芳去世八年了,鄧小平仍然顧忌他在宛西的民望,可見其人格及行事風格感人至深。

如上所述,凡是在國民政府治下實施了土改或者至少減租減息的地區,國共殊死鬥爭的結局,鹿死誰手,均未可知。然而,蔣介石缺乏政治敏感性和宏觀戰略氣度,在東北這塊黑土地上生生把數千萬農民推向了對方,中共發動土改產生的爆發力終於給這場殊死鬥爭的天平秤上加了一枚舉足輕重的砝碼。

乍聞之,蔣介石反對實施土改以維持政局穩定的理由似乎不無道理,在他看來,實施土改有百弊而無一利。但是,他從大陸撤退到台灣以後,旋即發動了土改,穩定了整個台灣的政治局面,也促進了台灣經濟的持續發展。當然,台灣土改是和諧進行的,不同於暴力革命,地主的土地被分配了,卻也拿到了國有企業的股票。或曰:蔣介石之所以不在大陸而在台灣實施土改,是因為台灣鄉紳、地主都不是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因此蔣能下得去狠手。此說似是而非也。根本原因乃在於:倘若中共軍隊渡海攻下台灣,蔣氏與左右死無葬身之地矣。蔣思前想後,痛定思痛,乃狠心下此決定。蔣氏在台灣實施土改,實乃他深刻反省、自我檢討的結果。

除了在土改和減租減息方面長期陷於不作為的狀態以外,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在內政方面主要的缺失和窳敗,還體現在吏治貪腐、輿論導向失利、經濟政策多變以及情報防諜漏洞百出等方面。這是發生在全國的病態弊病,而不是東北才有的現象。下面則談在東北戰場上的一項弊政,即蔣對待偽滿軍隊的錯誤政策,以致對國民黨地方政權產生了“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消極後果,把20萬偽滿軍隊中相當一部分連同裝備齊刷刷地推向中共一邊。

首先說一下偽滿軍的來歷。關東軍在東北扶植建立偽滿洲國時,並不想成立偽滿軍。1938年武漢會戰前,日本才大力促進中國“雜牌軍的拉攏歸順工作,設法分化、削弱敵人的戰鬥力”,在各地方設立偽政權,組織偽軍。在東北,偽滿軍大部分官兵來自原東北軍,也有少數抗聯叛徒。偽滿軍始終認為自己是“滿洲國的軍隊”,沒有越過滿洲國“國境”,出關與中國同胞打過仗。

1944年,日軍兵力日益緊張,就擴充偽滿軍,協助防衛蘇聯。偽滿軍共有20萬人。不過,日軍對偽軍的槍支、彈藥和重武器的保存量仍有嚴格的限制,動輒受到日軍的限制和監視,所以偽滿軍的戰鬥力較低。

這年日軍抽調偽滿軍精銳1.6萬人,組建了鐵石部隊,入關掃蕩冀東八路軍。蘇軍出兵東北後,鐵石部隊不僅拒絕奉命回援,反而囚禁關東軍軍官,宣布“反正”,接受國民政府改編。

1945年8月9日,蘇聯170多萬大軍、5500輛坦克分四路越過中蘇邊境,向關東軍展開全面進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停戰詔書》。18日,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蘇軍投降。至8月30日,在東北和朝鮮北部的關東軍全部解除武裝。偽滿正規軍15萬人也全部向蘇軍投降。

蘇軍佔領東北之初,並沒有嚴格控制業已投降的偽滿軍,至於偏僻地區的數萬偽滿軍更顧不上管制了。至於國民政府,忙於向抗戰時被稱為淪陷區的華北、華東和華南各地派遣接收大員,根本沒有與迅猛挺進東北的中共軍隊“搶地盤”的妥當的應對辦法。國民政府在東北根本沒有軍隊和成建制的文官系統,僅派遣人員擠入東北,頒發任命狀給某些偽滿軍指揮官,顯然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對這些指揮官並沒有明確的政治解決辦法,更談不上如何發放軍餉和補充彈藥了。

此外,蔣介石採納了軍政部長陳誠關於在抗戰結束後拒不收編偽軍的主張。同時,內地接收大員有關定性並查處偽軍、偽官員、偽教師、偽學生的做法,讓偽滿軍指揮官如坐針氈,惶恐不安。蔣介石對全國偽軍的政策是一體繳械解散(部分偽軍被改編為國民黨軍隊也是全面內戰爆發危在旦夕時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之計),更導致舉國偽軍各級軍官甚至士兵感到惶惶不可終日,紛紛抱怨說“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就投八路”。

相比蔣介石,毛澤東對偽軍的政策則截然不同。他采取拿來主義,對所有偽軍首先收容然後再整編,不擔憂偽軍不為我所用。對此,中共富有經驗。1931年12月,季振同、趙博生、黃中嶽等人率領二十六路軍在江西寧都暴動,加入紅軍,中共以鐵腕予以整頓,這支軍隊很快就脫胎換骨,變成作戰力相當強悍的紅五軍團了。

偽滿軍官兵對照蔣、毛兩人的政策,自然有了切身體會。蘇軍把業已投降的20萬偽滿軍交給中共整編,於是許多偽滿軍部隊搖身一變,加入了東北民主聯軍,再加上成千上萬新近失業的男子也當了兵,使得民主聯軍從六萬人急劇發展到30萬人。各級政治軍官到位後,這些部隊成為全國中共軍隊中作戰能力最強的部隊,成為在東北戰場上同國民黨軍隊廝殺的強勁對手。

1947年9月1日,陳誠抵達沈陽就任東北行轅主任以後,鑒於戰況危殆,也准許地方保安部隊增招偽滿軍官兵,以後並將保安部隊升級改編為正規軍。可是,此時不同往日。昔日處理偽滿軍的惡性後果已經形成,不可挽回了。

再談一下國民政府在內政方面實施的一項弊政,即在軍隊管理方面官兵之間壁壘分明。全體士兵及軍官階層中不少人不知道為什麼要拼命打仗,體現在部隊戰鬥力上,則是內部凝聚力不足。這是由於軍政管理腐敗所致。

新一軍、新六軍作為國民黨軍隊的精銳,過去美國史迪威將軍親自過問,由美軍負責後勤,官兵伙食標準到位。每人每天能分到一個鹹牛肉罐頭、兩包麥片、一包餅乾、一包茶葉、一包香煙和一顆維生素藥片。這兩個軍抵達東北戰場後,失去了美國直接負責的後勤,伙食一落千丈。對此,官兵怨聲載道。隨著戰鬥加劇,部隊減員與日俱增,而新補士兵身體、軍事素質無法與老兵相提並論,部隊戰鬥力大打折扣。

國民黨軍隊中,只有空軍飛行員能夠享受高標準的伙食。一來人數少,經費又充足,二來宋美齡給予特別關照,因此飛行員每天都能保證有肉、雞蛋和牛奶。地勤人員就沒這麼高的伙食標準了。

有些美國記者指出,國民黨軍隊士兵伙食變得差劣,也是其在內戰中轉強為弱的一個因素。伙食之所以變得差劣,歸咎於一來國統區日益縮小,國民政府財源趨於枯竭,二來國民黨軍隊軍政管理腐敗。

寡恩薄義  將將欠道行   

第八條原因,是除了如前所述,蔣介石沒有適當對待戰區統帥以外,同時也欠缺有效地將將的道行。蔣在對待戰地指揮作戰的將領方面屢屢錯失準頭,造成不容低估的損失。這些戰場、官場上的負面因素疊加起來,終於構成蔣介石丟失東北又一條原因。

蔣介石在評估戰地指揮官的功過尤其在權衡、處理戰區將帥矛盾時,也表現為目光短淺,氣度實在有限。戰局演變的結果明確地顯示,蔣的決定往往失之偏頗,甚至是有害於戰局的。

在東北國共戰場上,吉林省四平市作為東北交通樞紐,一方控制了四平,即可切斷另一方在南、北滿之間的聯繫。基此,四平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圍繞著四平,國共進行了四次慘烈的攻防戰。

1946年3月底,新一軍乘美艦在秦皇島登陸。4月,國共雙方主力在吉林省四平開始了決戰。在國共內戰史上,這是第二次四平戰役。毛澤東命令林彪部民主聯軍“不惜任何犧牲”,“死守四平,寸土必爭”。蔣介石限東北行營4月2日前攻下四平,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揮國民黨軍隊進展遲緩,拖延近兩月,中間尚有挫敗。蔣急電孫立人自美國返國指揮新一軍。5月15日夜,孫立人趕抵軍部,到各師前沿,官兵士氣大振。次日,軍轄三個師猛攻林彪民主聯軍防線。18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偕杜聿明赴前線指揮孫立人新一軍、廖耀湘新六軍、陳明仁第71軍分三路進逼包抄四平。19日,新一軍進佔四平,四平攻防戰至此結束,打破了杜聿明五個月與民主聯軍對峙的僵局。

接著孫立人統率原遠征軍老部下時,如臂使指,一路攻陷長春,佔領吉林全省,屢獲戰果。那時民主聯軍流傳說“只要不打新一軍,不怕中央百萬兵”。至6月5日,哈爾濱民主聯軍黨政軍各機關正組織往佳木斯方向撤退。

此時正值馬歇爾來華調停,以美國援華五億貸款為要挾,逼迫蔣介石命令國民黨軍隊停止追擊,到松花江南岸為止。6月6日,蔣下第二次停戰令;國共停戰。於是林彪部得以療傷休整,以利再戰。蔣在所撰《蘇俄在中國》中指出:“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唯一關鍵。”


1947年林彪為打破杜聿明制定的先南後北的作戰方針,先後發動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的戰役。隨後,杜聿明屢次發電向蔣介石指責孫立人驕橫跋扈,作戰不力。杜、孫兩人之間早就芥蒂在心。抗戰時,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同日軍作戰不利,孫立人拒絕與上級杜聿明一起穿越熱帶叢林野人山撤回雲南,改為逕自帶部隊安全撤往英屬印度,而杜聿明取道野人山回國途中,許多官兵死於瘴氣,逾半數官兵出不了野人山。

由於孫立人與杜聿明關係不洽,齟齬迭起,1947年4月,蔣介石將孫調任東北保安副司令,解除了兵權。7月,蔣又將孫立人調往南京主持陸軍訓練司令部,負責全國新軍訓練,實際上是將孫立人投閒置散了。據稱毛澤東開慶祝會說:“我們唯一的敵人被杜聿明趕走了,東北將是我們的天下了。”

無獨有偶。蔣介石對待另一位功勛卓著的戰將陳明仁,也是如此態度。這就接二連三地挫傷了能征慣戰的將領的向心力。

1947年6月,林彪率領民主聯軍發動夏季攻勢,先後佔領長春、吉林市及四平周圍數十個中小城市,拉開了第三次四平戰役的序幕。林彪以民主聯軍一縱、六縱和西滿縱隊為攻城部隊,命一縱司令員李天佑指揮攻城。第71軍軍長陳明仁則任城防總指揮,守軍僅有第71軍留守部隊、87師餘部、88師(全系新兵)及遼北省兩個保安團,加上地方武裝,不足三萬人。

顯然,守軍勢單力孤。陳明仁明確守軍各部的防區,重申“人在則陣地在,陣地失則人亡”的鐵則,若守軍後退,則後方守軍有權予以射殺。於是守軍認為“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有了必死之心。

6月11日四平周邊戰打響,西滿縱隊攻佔西郊飛機場。14日,民主聯軍發起總攻,市區守軍殊死抵抗。17日,攻城部隊傷亡慘重,只能將預備隊投入作戰。19日,一縱一師因傷亡過大,被打殘,撤出四平。20日,民主聯軍佔領鐵路以西全部市區,並攻破國民黨軍隊核心守備區,指揮官陳明信(陳明仁之親弟)被俘,陳明仁則逃至路東。

21日,六縱十七師、一縱三師猛攻路東市區,攻破城防重要支撐點天主教堂周邊據點。西滿縱隊則在突擊時嚴重受阻。守軍在路上撒了層黃豆,民主聯軍衝鋒時腳踩黃豆極容易摔倒,守軍趁機掃射,民主聯軍多次突擊均未成功,傷亡慘重。守軍死守陣地不退,寸土必爭。多位民主聯軍官兵感歎說,假如國民黨都像守軍這樣頑強抵抗,我們10年也贏不了。 

23日,西滿縱隊一、二兩師撤出戰鬥。民主聯軍六縱十六、十八兩師投入戰鬥,至此四平戰役改由六縱司令員洪學智統一指揮。25日,一縱三師攻佔守軍重要據點天主教堂。民主聯軍佔領了路東市區一半以上。至此陳明仁被圍甚急,杜聿明每天不分晝夜出動飛機50至100架次,轟炸民主聯軍並為守軍空投糧彈。28日,杜聿明調集新一軍、新六軍等精銳部隊進抵四平周邊。30日,民主聯軍被迫全部撤離。

5月22日至6月30日,陳明仁以寡敵眾,擋住了民主聯軍四個縱隊40多天的圍攻,巷戰19個晝夜,終於守住了四平市。實際上,這次國民黨軍隊能守住四平,是由於陳平素嚴於治軍,言出法隨,部下寧可死於戰場,不願死於法場,所以寧死不逃。還有一條更重要的原因,即戰前四平周圍村鎮大批民團成員及地主、富農闔家退入城內,他們熟知民主聯軍鎮壓手段之厲害,退一步即死無葬身之地,所以拼死抵抗以求生存。陳麾下官兵之所以寧死不逃,某種程度上也是受到此等情緒的感染所致。此戰結束後,蔣介石特別致電陳給予嘉勉。

這次四平攻堅戰是民主聯軍首次大規模的城市攻堅戰,以失敗告終,傷亡人數之多是民主聯軍及其後身東北解放軍、四野從未蒙受過的。國民黨軍隊贏得此戰,則扭轉了東北戰場上已經浮現的頹勢,再度取得了主動權。若此戰國民黨軍隊敗衄,則蔣介石可能提前半年就丟失了東北。


孰料蔣介石嘉獎電文墨蹟未乾,即於8月4日頒布命令提升陳明仁任第二兵團中將司令,卻任命劉安琪接任第71軍軍長,從而解除了陳的兵權。10日,陳明仁致電蔣介石:“(一)第71軍刻正補訓,軍心未固,遽而易長,似非所宜。擬懇准生仍兼軍長,或以副軍長向鳳武升充。(二)萬懇准生即日飛京晉謁,面述苦衷。”蔣批示:“應絕對遵奉命令,不得有違。待劉軍長到任接替後,來京面敘。”

不久陳誠組織參觀團視察四平,遼北省政府主席劉翰東在戰役中想逃跑,遭陳明仁拒絕,挾嫌向陳誠告發第71軍搶糧;也有民眾上書反映當時撒在路上阻滯民主聯軍進攻的黃豆也是未經商鋪同意而奪來的。蔣收到了陳誠上呈的相關報告。9月11日晚,陳晉謁蔣介石時陳述其接掌第71軍任內,因軍事需要有大量虧累,盼能核銷。這次蔣對陳明仁的觀感記載在官修《蔣總統事略稿》:“公目之為貪婪之徒也。”

9月15日,國民政府發布陳明仁青天白日勳章。五天後,蔣介石就致電陳誠要求徹查陳明仁。10月20日,陳明仁致電蔣介石,將其軍長任內所有墊支臨時費表證清冊提交:“在職三載,先後共挪墊支券幣九千一百余萬元”。11月10日,陳誠致電蔣介石:該員“擬現予以停職調部,聽候查明辦理”。至此,陳明仁四平戰後反而被免去一切職務,成了待罪之身。12月29日,陳誠致電蔣介石,撤銷陳明仁的部隊:“其直屬隊所有裝備,亦已飭交新7軍接收”。


 (1959年9月,毛澤東接見陳明仁(左))

儘管陳明仁立下偌大戰功,隨後卻遭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強悍的佔地指揮官不免萌生一個切身感受,即蔣處置不公、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況且,這似乎是蔣的一貫做法。蔣對此事處置不妥,未始不在陳日後任職一兵團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代主席期間決定追隨程潛起義倒向中共的舉動上,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昔日楚漢相爭,漢王劉邦被楚軍緊緊圍困在滎陽,命韓信前來支援,韓信卻自請為假齊王(即代理齊王),以便治理剛佔領的齊國領土。當時劉邦正與楚軍相持不下,聞言破口大駡:“我被圍困,急等援救,你卻自立為王!”張良、陳平在旁急踩劉邦的腳,勸說眼下軍情危急,不可惹怒韓信,不如封他做真齊王。劉邦何許人也,立即改口:“大丈夫平定諸侯,要當王就當真王,當假王做什麼!”於是直接派遣張良前往封韓信真齊王,並征韓信大軍進擊項羽。劉邦終於在韓信輔助下滅了項羽,開創了大漢帝國。

旁觀者從蔣介石先後對待首席智囊楊永泰、統帥白崇禧、薛岳、關麟征、戰將孫立人、陳明仁的做法著眼,不禁會有一個感覺,即蔣似乎寡恩薄義,將將也欠道行。蔣不具備劉邦這種開國君主的氣度,在趕走首席智囊楊永泰以後,身邊又沒有張良、陳平那樣足以察天觀雲的謀士,自然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了。

反觀林彪部下若干將領,平素能征慣戰,卻又經常違紀,關鍵時刻不降反升,依然指揮打仗。如八縱司令員黃永勝據稱“白天打勝仗,晚上睡婆娘”,卻經常打勝仗,因而照樣升任兵團副司令員。二縱五師師長鐘偉,打仗時動輒擅作主張,違反軍令,打完勝仗後甚至同友軍搶奪戰利品,“劣行”不一而足。由於鐘偉常打勝仗,於是不降反升為縱隊司令員。這些事例足證毛澤東、林彪在對待戰將升降時主要著眼於戰功大小而不拘泥於小節。

綜觀國共內戰全過程,毛澤東行事風格上大開大合,對戰地指揮官的要求一是忠誠,二是能打勝仗。對於擅長軍事作戰的將領,他能做到識才、用才和容才,罰不當罰的事例確實不多。

至於毛澤東在建立全國政權以後,不停地清洗黨內持不同意見的開國元老,株連不少著名將帥,則類同於歷代開國帝皇處置功臣的心態,另當別論了。之所以如此,一來他自幼熟讀史書,思路難免擺脫不了帝王思想;二來他長期執政以來,依然唯讀線裝書,少讀論述現代化知識的書籍,行事風格自然不脫中國舊文化的窠臼。儘管如此,直至他生前最後一刻,他始終能把全國政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的此項卓越能力是不容置疑的。


小結


時隔70多年,筆者回顧這段歷史時感到,國共內戰東北戰役確是關鍵性的一戰。東北解放軍贏得遼沈戰役以後,旋即改名“第四野戰軍”。裝備精良的四野百萬大軍入關後,在華北野戰軍的協助下,又輕易地取得了平津張戰役的勝利。在東北軍工業基地的保障下,四野大軍掃北逐南,加入任何國內戰場,均非那個戰區的國民黨軍隊所能匹敵。

現今回顧蔣介石在軍調一事上對待馬歇爾的立場,與1949年解放軍強渡長江前夕毛澤東拒絕接受斯大林“勸阻過江”之舉相比較,其實蔣、毛兩人的做法如出一轍。究其根由,都是為了追求本國行政、軍政軍令一元化,拒絕在國家主權問題上屈服於美、蘇強權的干涉,不惜與敵方大戰一場。

蔣、毛兩位領袖在維護國家主權這一立足點上,具有共同之處。然而,“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在逐鹿中原的戰略博弈中,開局時蔣強毛弱,至結局卻主賓易位,前途迥異。之所以如此,牽扯眾多因素,一言難盡。茲舉其犖犖大端,最主要的因素不外乎兩條:

其一,小自政黨相爭,大至攘奪天下,癥結在於得勢。《孫子兵法》第五篇《兵勢》:“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所謂“勢”,是物質在運動中產生的一股潛在力量,形與勢密切相關。所謂“任勢”,即依靠勢,乘勢崛起,順勢而為。不可否認,在上世紀40年代末,共產黨的勢頭處於上升階段,而國民黨的勢頭處於下挫階段。此乃當年的大勢所趨,而大勢並非全由人謀或人力可以左右。昔人曰:“大位天定,不以智取。爭也無用。”此之謂也。

其二,無論在內政、外交層面,論政治戰略之靈活、多變,毛澤東均勝出蔣介石一籌。僅憑本文所述史實,蔣在政治戰略層面的乖失之處,層出不窮,以致開局時一手好牌,結局時淪為慘敗,竟至於“倉皇辭祖廟,只身懸孤島”。從某個角度著眼,蔣之於毛恰如項羽之於劉邦。誠如筆者在本文開篇中所言“亡蔣者蔣也,非毛也。”

終末說些題外話。其實從蔣介石、毛澤東的若干生活細節也可以看出這兩位領袖在治理一個泱泱大國時的區別之處。

(圖片來源自網絡)
 
一是蔣的一手毛筆字寫得工整有力,卻不免流於拘泥;毛的毛筆字寫得行雲流水,龍飛鳳舞。據此看來,蔣是正人君子,氣勢卻略嫌不足;毛在歷史上乃是開國君主的角色,行事風格大開大合,靈活而多變。

二是蔣堅持每日寫日記,數十年如一日,又妥善保存,毋庸置疑,是寄望於將來對歷史有所交代,可見他相當看重身後人們對他的評價。這說明他在擘劃大戰略時,不完全著眼於對現實世界中利益與弊端的考量,羼雜了對虛擬場景的顧慮,這就不免拘於小節。這一心態必然限制了蔣的視野和心胸的寬廣度。

反觀毛的作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在盤算大戰略時納入考量範疇的無非是現實世界中的利益與弊端以及他從多年經驗獲得的敏銳的直覺。再說,毛從來不撰寫日記,他自信歷史對他的文治武功會有所客觀的評價。就毛、蔣一生爭鬥而言,總之,他執信正是他奪取了全國政權並把蔣趕到海島上去了。這就是他的結論。至於身後一眾書生可能追逐細枝末節的評價,他是不會在乎的。

蔣介石、毛澤東兩人的志向和氣勢區別甚大。蔣崇尚“法古今完人,養天地正氣”,毛卻立志效法“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志趣迥異。在平素涉獵兵書者眼裡,蔣欲法“古今完人”,毛卻要做“千古強人”。在叢林法則盛行的時代,僅憑這一點,可謂勝負已定矣。

以上兩條最主要的因素加上其他諸多因素,形成合力,造成蔣介石丟掉了掌控東北局勢的主導權,終至於喪失了全國政權。在春秋戰國年代,大小戰爭不下百次,究其原因,無所謂對錯,均系執政者權衡輕重後徑自決定做去,做也就做了。因此,古哲均斷言:“春秋無義戰”。鑒此,遑論當今大國戰略博弈的根由及所為了。

須知,內政與外交自然有對與錯之分,而全球大戰略博弈就情況迥異了。無論海內外,智者在貫徹全球大戰略博弈的全過程中,都會遵循一條原則,即只有利與弊之別,而沒有對與錯之分。讀者揣摩這一歷史時期的史實,歸納總結一下,並引申至未來時局之變遷,不無裨益。



(作者是前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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