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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當下中國的主旋律。理想很崇高，但如何實現是難題。水浒的故事在中國民間流傳甚廣，現如今，社會的兩極分化也極其嚴峻，這種情況下，很難說普羅大眾不會借著共同富裕施壓政府“殺富濟貧”，網絡上已經表現出了這點。

然而客觀來看，官方雖然會讓企業家尤其大企業家們為共富“出血”，但不會對資本傷筋動骨、趕盡殺絕，除非政府的財政全面枯竭，但話又說回來，真到了這個地步，共同富裕也就做不下去。現在很多地方的財政雖然有些吃緊，但離枯竭還差得遠。另外，官員親近的也是資本，幾十年改革開放，早已讓官方認識到資本的可愛。

暫且把官方會不會“殺富濟貧”放在一邊，很多人會問，為何此時提“共同富裕”？用財經委會上的話說，“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換言之，提出共同富裕的出發點，是要鞏固和強化執政黨在人民中的支持度，並向世人證明，既然執政黨可以做到讓中國整體脫貧，也可以做到讓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

今年3月，官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解決絕對意義上的整體貧困，這在人類的脫貧史上很有意義。它至少說明，只要人們願意去解決貧困問題，總有辦法可以做到這點。但對執政黨來說，這只是完成了一個既定的歷史任務，接下來需要在該基礎上“再出發”，進一步提高和改善民眾的生活水平，以使執政黨的執政根基得到鞏固和強化，這就是官方在小康社會之後提出共富並把它作為第二個百年需要完成的目標任務的緣由。

不過，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不是這屆政府的發明，它繼承的是鄧小平的設想。鄧發動改革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後實現共同富裕，並把這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在這個意義上，共富是自鄧開始的執政黨的一個長遠目標，歷經40年的發展，到新時代，認為現在有條件向共同富裕出發了。

先富政策撬動了計劃時代的平均主義，激發人們勤勞致富，給中國帶來了活力和財富，為共同富裕打下了根基，沒有先富，就不能共富。但該政策在實施中也嚴重變形，一個最大後果就是先富起來的許多人都和權力有瓜葛，是原體制的受益者或本身就是權力階層的一員，雖然隨著經濟發展蛋糕做大普羅大眾生活水平也得已提高，可和先富一群比，相對差距越來越大，整個社會的兩級分化越來越嚴重。當年鄧小平就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級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如果在新時代，不能縮小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貧富差距，不僅全面小康會松動，很多靠政府二次分配才勉強脫貧的人會重新陷入貧困，就是那些剛剛進入中産階層的人，也有可能因為經濟形勢的困難而滑入貧困階層。

官方無疑不願看到兩極分化的這種情況在未來十多年繼續加重，因而有必要接手共富這個執政黨的“理想”，把它變成現實，唯其如此，也才能真正解決貧困問題。而整體貧困的消除，或許也給了官方很大信心，既然這個人類千年的難題都能解決，共同富裕為什麽就不能在這代人手上實現？從這個角度看，共同富裕的背後，其實還暗含著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西方的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競爭，因為官方相信，共同富裕只有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實現，美歐的資本主義無法做到這點。

不過，問題正如本文開頭指出的，在於如何去實現共富。除非共富的標準是低水平的，否則實現起來絕非易事。但如果是低水平的，就談不上共富。這是官方的難題。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人均GDP還只是發達國家的1/4-1/6，還有六億人的平均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幣，假如未來十幾年人均GDP要達到發達國家的一半，六億人的月均收入要達到2000元人民幣，中國的經濟就仍需保持較高增速。然而，由於中國經濟自身的體量已經很大，再加上外部環境的險惡，經濟增速會低於現在的水平，極端情況下也許會被迫自我封閉，這樣來看，未來中國經濟大概率會相當困難，起碼不會像過去那樣順當。

做大蛋糕才能分配好蛋糕，只有經濟持續保持較高增長，才有更多的財富可供分配，若不在如何做大蛋糕上使勁，而專注於分蛋糕，最後必定會竭澤而漁。這個淺顯的道理官方自然也明白，實現共富的根本途徑在一次分配，通過做大蛋糕，普遍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而無論是政府基於公平原則的二次分配，還是社會基於道德原則的三次分配，都只是對基於效率原則的一次分配的補充。也許後兩者在某個特定時期會起重要作用，但長期看，一次分配、市場經濟才是共富的主角。所以財經委也提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然而，中國的難點除經濟增速在未來會降低外，還在於勞動力的收入水平在過去十幾年的快速增長後，可能正迎來瓶頸期。由於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相對於資本，勞動力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多年有一個井噴式的增長，但現在這種增長趨於飽和，未來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即使有增加，也是一個緩慢過程。再從二次分配看，過去五年，由於要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政治任務，政府將大量的財力投入到精準扶貧，這使得一些地方提前透支了財力，影響政府二次分配的能力。

（圖片來源自網絡）

就此而言，官方目前似乎只有三次分配這條路還可走。但是，在官方發出共同富裕的號召後，一些地方的主政者會不會用某種強制或暗示的手法，讓民營企業和富人以慈善或捐贈的名義，將他們的財富或財富的一部分拿出來支持共同富裕？從一些企業積極響應的行動中，不排除這種可能。何況，在中國特殊的政經結構下，有時無須政府號令，企業和富人就會嗅到政治信號，去配合和響應。

只要不是出於自願，無論用什麽形式，強制企業或富人為共富買單總是不好。不過，資本若要成為良心資本，富人若要成為有良心的人，也的確到了回饋社會的時候。中國的多數富豪在資本壯大過程中多少有些不乾淨，和美歐的富人比，中國富人群體的整體道德水平也不高，而最有錢的富人人數，據說已經超過了美國。此外，也是最主要的，中國調節財富分配的機制缺失。中國沒有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具有的財産稅、遺産稅、資本利得稅等稅種，單單一個房地産稅，說了多少年，到現在還出不來。這固然和中國市場經濟實行的時間不長以及不完善有關，然而，上述稅種的缺失，也加大了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化。在這個意義上，一些企業和富人為共同富裕捐款，實際可以看作他們在補繳財産稅。

眼下共同富裕還僅僅是在破題，未來要實實在在推進下去，中國的經濟、社會和分配結構均要發生較大改變，有些方面可能要重置，這會是一個艱巨的工程，尤其考慮世界並不太平。最後，共同富裕是否能走得通，既取決於官方的意志和資本是否配合，更取決於中國的地緣環境和經濟發展狀況。

（作者是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