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毋庸諱言，當前中國疲態畢呈，值此崛起未竟之際，業已陷於內外交困的窘境：國內一度嚴重的疫情促使經濟下行趨勢加劇，外資企業競相遷走撤資，失業浪潮席捲全國大小城鎮，百年未遇洪災肆虐大江南北，可謂警訊迭至。北京眼見外貿萎靡不振，於是寄望於經濟內循環，此乃不得已之舉。至此，精英、民眾不知災難伊於胡底，群相狐疑。

環顧宇內，國外環境也舉步維艱。中國在西太平洋面對美、日、韓三國聯盟外加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海空軍的堵截合圍。極目遠眺，則當初由日本首倡而針對中國的印太聯盟業已隱然成型矣，致使如今中國甫出國門，即須面對全球反華勢力的挑戰乃至啟釁。

之所以事態如此，乃老大、老二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左右了美中關係的走向所致，加上美中之間在社會制度、價值標準、文化理念、意識形態、發展道路等層面存在固有分歧，此乃大勢。與此同時，這與前階段中國四處出擊因而其攻勢姿態給外界留下咄咄逼人的印象亦不無關係。這是持平之論。

鑒於近期中國施展非凡的戰略定力，筆者逆料中國將堅持釁不我開的決策思維。前階段中印邊界局勢空前緊張，呈現一觸即發之勢，最終不也是安然度過去了嗎？據揣測，之所以如此，固然是中國出於蓄勢待發，俾便全力應付來自西太平洋的軍事壓力的考量，卻也反映出北京釁不我開的決策心態。

對付印度尚且這樣謹慎，何況是應對由美國及其全球盟國在西太平洋發軔的針對中國的軍事施壓了，豈能不格外隱忍、謹慎乎？面臨這一窘局，估計北京決策層以往做得順手的拖字訣已經不管用了，可能會改采熬字訣。熬字訣的核心是一個“熬”字，守得雲開見月明。

究其底蘊，此無他，蓋北京熟諳於心，熬過了未來整六個月（今年8月初至明年1月底），美、中關係即有可能起死為生，或許迎來“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此，又何必在此刻爭一日之雄長乎？

這一層戰略評估，有助於從另一個側面理解為什麼近期內美、中兩國不至於爆發一場戰爭。

大選逼近 白宮豪賭

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日趨強硬，原因比較複雜、敏感。大體上，這一政策性轉變有下述因素：

首先，老大、老二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乃是左右當前美中關係的主旋律。蘇聯解體後不足半月，布熱津斯基就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長文章中直截了當地指出，汲取歷史教訓，今後決不容許另一個超級大國崛起，哪怕是美國的盟國如日本或德國。

由此可見，一旦老二綜合國力呈現直逼老大的勢頭，其控制力出現跨越台灣海峽以東、南沙海域以南或喜馬拉雅山以南的趨勢，這一急轉直下的態勢就可能破土而出了。本世紀以來，美中關係互動的複雜歷程令人五味雜陳，終於導致美國精英階層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這也昭示了為何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政治歧見空前激烈，卻在如何壓制中國這個問題上呈現高度的一致性和長期性，這是因為兩黨精英的國際戰略視野是高度吻合的。

其次，新冠病毒在美國肆虐之前，白宮並沒有及時給予足夠的重視，其後採取防疫的應對措施又不盡合時宜，終於在美國這一舉世醫療、防疫條件最先進的國家，患病及病故人數居然占全球之冠。值此美國大選逼近之際，白宮要撇清防疫不力、經濟低迷不振的責任，盡力甩鍋別國顯然是一條捷徑。

再次，毋庸追述美國做派如何，兩國關係惡化至此地步，與中國應對方略失宜也有重大的關係，聊舉犖犖大端如下：

一是外交官與軍事、政法、海關等部門官員相比，在工作作風上不同之處，在於與人打交道多的特點，因此尤須“惡語善講”。往昔周恩來的強項恰在於此。近年北京不此之圖，外交官對外發言時，越俎代庖，動輒逞口舌之快，無補於現實，徒貽人口實而已。

二是既要施展熬字訣，亟須“忍”字當頭，遵循“哀兵必勝”之準則。熬過了難關，亦即避過一劫。然則，何必如戰狼般在口舌上占上風呢？須知此乃雕蟲小技，徒逞一時口舌之快，卻違背了大戰略的要旨。

美國即將舉行總統大選，此刻特朗普選情告急，在若干搖擺州，其民望落後於競選對手拜登甚多。特朗普要急起直追，不二法門似乎就是奉行戰爭邊緣政策。一旦美中爆發海空衝突，選民卻勢必轉頭支持現任總統。

今春以來，美國始則患於新冠病毒肆虐，繼則苦於黑命民權運動在許多城市煽起動亂。值此內憂方殷之際， 按理美中關係未必會急劇惡化至今日地步。然而，在雙方關係往惡性方向互動以後，終於出現了令親者痛、仇者快的局面。之所以如此，誠所謂“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語盡於此。

一個層面值得關注。在職總統競選連任時，必須保持股市興旺，設若股市大跌，一定有利於在職總統的競選對象。因為股市興衰不但波及億萬名散戶，而且直接牽連各大財團的切身利益，而一旦世界龍頭老大與老二出現劍拔弩張的狀況，美國股民勢必狂拋手頭股票，股市一片慘綠，於是在職總統面臨災難。僅憑這一點，白宮決心放手豪賭時，盡可以極限施壓，卻不會在大選前在軍事上見真章，自不待言。

軍事僵局是暫時現象

極目遠眺，從決策邏輯學著眼，即可悟悉美中兩國不但不會爆發熱戰，即使處於劍拔弩張的軍事對峙的局面，也決不會持久。主要原因有三條：

其一，兩國關係格外緊繃時，雙方且不談說法，連做法都會趨於極端，說絕了，做絕了。“絕則錯”，這是不言而喻的。既是極端的言行，違背了常規邏輯，即不可能持久。

對“絕則錯”這一現象的反思，也會觸發白宮或中南海的意見分歧，絕不能設想國策頂層設計者是鐵板一塊。在兩國軍事僵局化解以後，雙方都可能經由某些渠道披露有關內部意見分歧的情況。

況且，美國同中國如出一轍，政壇、學界主戰的鷹派都不是職業軍人，而是從未經歷過戰爭或估計本人日後未必會上戰場的人。軍方的立場反而相當謹慎。前不久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表示有意訪問北京，8月6日他致電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通話時表示，在兩國關係緊張時，兩軍要保持對話磋商，管控危機，防止誤判，以降低風險。埃斯珀的姿態映射了職業軍人的立場。這也會在決策過程中對鷹派起著抑制的作用。

其二，美國大選日益逼近，特朗普民望低迷不振之際，其政府在南海訴諸邊際性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然而，既然是“季節性”的行為，未來三個月後，“季節”即將過去，訴諸邊際性軍事行動的緊迫性、時效性轉瞬即逝，就成為明日黃花了。

細析一下，無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軍事僵局都不可能持續下去。假若特朗普連任，屆時對中國邊際性軍事啟釁已經不再是當務之急，必然以高效應對疫情及振興經濟為重了；如果拜登當選總統，本已不齒特朗普的施政特色，則在履新之初，勢必會反其道而行之，回歸常規邏輯。基此，屆時美中兩國劍拔弩張的軍事僵局勢必迎刃而解矣。

其三，此乃另一層考量，在決策機制中起著更持久的作用。如今華盛頓既已視北京為敵，並把兩者的較量看作正義與邪惡的鬥爭，甚至異日會演變成兩個文明體的對撞亦未可知。然則，茲事體大，就不是三個月所能解決的事項。

如此國家大事，美國自需從容圖之，豈能僅寄希望於在南海的邊際性軍事行動及其後續事態呢？往昔美蘇兩國全球爭霸歷時之久，烈度之大，前所未有。僅就全域性危機而言，即經歷過三次柏林危機以及古巴導彈危機，卻從未訴諸熱戰。

在近半個世紀中，美歐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意識形態等層面，對蘇聯鍥而不捨地實行“分進合擊”。為此，美、歐孜孜矻矻，不稍懈怠。數十年於玆矣，蘇聯終於一朝崩潰。

今日美國處理美中關係，既然有歷史經驗和現成途徑可循，又何必冒險犯難，甘冒觸發一場熱核戰爭的巨大風險，訴諸魯莽滅裂的躁動行徑呢？這完全違背了熱核時代的決策邏輯。

這一節點也成為筆者認為美中近期不可能爆發熱戰的依據之一。既然熱戰不可能爆發，則當前軍事僵局僅是暫時現象，勢必難以持久。

禁核限導 刻不容緩

當前華府認為美中兩國結構性矛盾凸顯，今後可能更為嚴重。實際上，此刻這一矛盾卻尚未具備緊迫性，依然屬於可控範疇。

相對說來，世界其他地區爆發的具有軍事背景的危機，如朝核和伊核問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伺機軍事暴動、北約勢力緊逼俄羅斯邊境引起俄羅斯強硬反擊以及俄羅斯以戰鬥民族的姿態活躍在中東等，均呈迫在眉睫之勢。儘管在大國戰略博弈中，此類矛盾並不具有根本意義的性質，其緊迫性卻不容忽視。

再者，當代國際社會處理若干全球性問題，如核不擴散、導彈技術控制和生化武器研製生產，以及全球氣候變暖、國際毒品氾濫成災、大規模走私和人口販賣等，均關係到整個文明世界的福祉，迫切需要大國之間通力合作，認真對付。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也具有緊迫性，需要全人類的智慧和持之以恆的耐心。

對此前景，美中兩國千百智士了然於胸，在處理黨派之爭、競選所需、刺激經濟和其他內政緊迫事項以及外交糾紛等告一段落之際，不旋踵即回頭料理此類日常事務了。因為此類事務才是持續對全人類和平與發展產生影響的當務之急。

綜合前篇及本篇所述各項因素，均在決策機制上交替起著作用，這些因素時刻抑制著美中兩國決策層動輒欲訴諸用兵打仗的衝動。

由此可見，在危機期間，美中兩國所謂堅強決心及強硬措施，無非是勸說或逼迫雙管齊下，要讓對方接受己方條件。在決策學上，這未始不可稱之為對良性互動的一種期許。

（作者薛理泰是前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學家，朱惠忠是中国战略发展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