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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跑黨政新聞後，我寄希望於國民黨改革，寫了很多有關的文章，受到“言控”單位側目。然而蔣經國特別要余先生傳話給我：“寫出了他心裡想說的話。”並在十一全的閉幕演說中，把我寫過的內容一句一句變成他的主張，我百感交集，多麼希望他能加以實現。圖片來源：優傳媒）

 

1976年，我進一步由主跑國會線記者調為黨政線記者。在此先說一段為報社舉才的故事。

 

受命為報社舉薦人才

 

我在時報的表現深受余先生的肯定，在我結婚喜宴上的一番致詞（1974年），給了我無上的光彩，據說是時報人未曾有過的榮寵。他相信“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道裡，於是想經由我找些同學好友進來時報。最初他透過其他長官跟我說，後來就直接和我商量。我怕引起閒話，一開始還敷衍推託，後來抵擋不住，便只好遂了老闆的心。老實說，我本只想做個好記者，像國外一些記者一樣，直到白髮蒼蒼，還是記者，即所謂 senior reporter，這便是我嚮往的最高目標。如果我拉人入夥，肯定會引起閒話，比如，是不是想拉幫結派啦，是不是要樹立自己的勢力啦，是不是要討好老闆想邀功啦等等，會愈來愈講不清楚。但是後來既然擋不掉，就發願為時報找人才。既然老闆需才孔亟，又看見世代交替的必要，我何不幫忙引進好手，讓《中國時報》更好？“君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吧，其他都在所不計了。

 

就因這樣的念頭，我陸陸續續幫時報引薦了不少人才。比較有名的如司馬文武（江春男）、南方朔（王杏慶）、林添貴、王健壯、葉言都、黃肇松、彭懷恩、金惟純、鄭梓（後來是成大名教授）等，甚至黃年在回到《聯合報》以前，也曾一度來到時報為黃金陣容的一員。有過帶動關係的包括：唐鳳的爸爸媽媽唐光華、李雅卿，以及林聖芬、公孫策（陳哲明）、張叔明、李利國、林國卿、胡鴻仁、傅依萍、劉黎兒等等。陳婉真其實不算是由我引進的，但是我們有一段跟中壢事件有關的故事（詳後）。當時很多人才紛紛進入時報，蔚為風潮，給時報帶來了很大的轉變。

 

（由於為報社舉薦人才，70年代許多台大人進入時報，甚至連續五屆有六、七個台大歷史系同學，於是“台大幫”、“歷史幫”，甚至索性“周幫”的稱號就上了身。這幾個人：（自左至右）林聖芬、林國卿、我、我太太、王健壯一起吃飯，哈哈，可不“罪證”確鑿？唉，說來這幾個人還從來不會拿密議害人當個話題。圖片來源：優傳媒）

 

接跑黨政新聞，牽動人事敏感神經

 

回頭繼續說我跑黨政新聞的事。其實，我跑國會新聞正跑得得心應手，並沒有要跑黨政新聞的心念，雖然我知道在報社記者體制裡，那是首席。

 

黨政記者張佑民老前輩跳槽去了中視，黨政記者出缺。採訪主任起初接受了江春男東海大學政治系的一位學弟，可是能力與經驗完全不堪勝任，時報的黨政新聞一落千丈，慘不忍睹。有一天採訪主任和我一起在余家開會，余先生提及此事，空氣一度凝結，半晌，採訪主任嚅囁地說，他會想辦法再找找人。余先生終於耐不住地指著我說：“這不就是個現成的人嗎？叫天瑞跑不就好了嗎？他的成績我們都看在眼裡，就叫天瑞跑黨政嘛！”採訪主任即刻回應：“我也是這個想法！”就把黨政新聞的重責交給我了。

 

跑黨政新聞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累積，對各方面的政策暸解，對黨政的人脈熟悉，都要有累積，這就是黨政記者之所以為首席的原因。假如沒有建立好相當關係（務實地說，看你有沒有寫過什麼像樣的東西？以及，知名度、口碑等等），那些大官會願意跟我們講話嗎？會理我們嗎？又如果談吐低俗、問題幼稚，他根本連搭腔都懶得。因此黨政記者首先必須是一個令人看重而且願意對話的人。

 

採訪主任明明看到他身邊有一個符合這樣條件的人，卻想盡辦法去找別人來做。我的表現余先生看得到，採訪主任更是天天看得到，卻不情願指派我接手。為什麼？他說不出口而我非常明白的原因是，他有危機感。按照當時報界的慣例，黨政記者既是首席，距離採訪主任就是一步之遙。我若留在國會線，缺少黨政線資歷，就不會即刻調升採訪主任，而有緩兵作用。何況在此之前，老闆已經升我為採訪組副主任，簡直就直接威脅到他。後來知道，這項任命竟然是老闆不顧他反對，執意做的決定，使他一肚子不高興。凡此種種，都使他對我產生心結。

 

這就成了我的尷尬和苦惱。坦白說，我與採訪主任的互動非常好，我由衷服氣並服膺他，我們合作得非常愉快，至今我都還認為他是時報歷來最好的採訪主任和總編輯。他是受戰亂影響的一代，出身行伍，但自修有成，而且是非分明，處事公正，決策明快，只因個性內斂，不善逢迎，和老闆之間時起爭論。在余先生的世代交替計畫下，他屬於老一代，余先生希望新一代快起，他則在意老一代的人心和公道。他們大人之間的事我插不上手，只能埋頭做自己的事。後來到了我進入核心圈的時候，我不自覺地變成了他，形成了與余先生矛盾的緣由之一。我默默顧了老一代的公道，沒有順著余先生的鋪排（在速速讓前輩一一過場之後，由我接班總編輯），拂逆了他在我身上的用心，這是後話。

 

（1976年4月，同仁歡送採訪主任張屏峰（二排右五）離任，由總編輯歐陽醇暫兼採訪主任，潛台詞是為我（二排右二）鋪平接班道路，七個多月後余先生完成了採訪主任世代交替的計畫。然而接著的總編輯世代交替計畫，既受挫於我的政治不正確，又受挫於我對昔日長官的溫情主義。我甘之如飴，無怨無悔。圖片來源：優傳媒）

 

尋思國家走向與採訪方向

 

由於黨政機構太過封閉，儘管我總有辦法鑽得出獨家新聞，但還是不容易表現出特色和新意。我覺得應該要有計畫地找到一些方向，根據這些方向去發掘內容，再以這些內容去獲取反應，這樣既可充實黨政新聞，或還可發揮黨政新聞影響政策走向的功能。這樣的黨政記者好像做得才有意思。

 

正好國民黨即將在1976年11月舉行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一全），這是蔣介石故世後第一次的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中，蔣經國將正式接續蔣介石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只是名稱不叫“總裁”，而稱“主席”；並且將改選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組建新的領導班子，開展蔣經國時代。處在歷史轉變的關鍵時刻，十一全大會在蔣經國接任國民黨主席之後，國民黨如何興革？有何走向？許多歷史包袱如何鬆綁？新的國內外形勢如何因應？以及十一全大會該怎麼開？ 都是可試圖找尋答案的問題。

 

政治興革是我的專欄主題

 

我決定在會議之前，探討國民黨面臨的各種問題。從這幾年採訪國會的歷練裡，我已經看到台灣政治未來應該有的走向，此刻正好可用在黨政新聞的發揮上，並試圖再往前邁進一步。所以一方面我繼續採訪了很多人，一方面也在揣度，蔣經國從行政院長到如今出任艱鉅，到底在想些什麼？他必定有自己的想法，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想像他的想法？或者應該怎麼樣去充實他的想法？或是給予他某些靈感？這是我當時最想扮演的角色。別人不可能有機會這樣做，尤其他的幕僚也未必方便做，其他人更不敢講話，作為一個媒體重要路線的記者，是不是應該要做點這類的事？所以我就以對國民黨期望的方式寫了很多文章，甚至常常推出系列專欄。

 

（十一全之前發表的系列專欄。圖片來源：優傳媒）

 

11月12日，國民黨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我是主跑，邀傅依萍副跑，她是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胡立台的太太，在我任內進到採訪組，跑外交線的記者。一般開會的新聞我們分著處理以外，我每天在二版左欄撰寫一篇兩千多字的專欄。那時的報紙才三大張，二版左欄是很重要的版位，在社論的對面，通常是名家的專欄版位，不過早已對我開放。儘管如此，每天一篇主題文章，對大會做深入觀察，提出看法，甚至批評，也相當吃重。這時候我比跑國大的時候多了不少尺度，或者說，透過我在工作上的成績，無形中已為自己爭取到比較大的表達空間；也可以說，要謝謝報社默許了我一些特權。開幕第一天，我以《向先烈的開創精神找精神》打頭陣，後來還寫了類似《寄語黨員代表不要歌功頌德》、《有容乃大——國民黨應如何與黨外人士相處》、《充實與培養新血的正常途徑》、《造勢制變與健全黨務之道》這樣的內容。

 

蔣經國說：“他所寫的就是我心裡想講的話！”

 

有一天會議中場休息的時候，余先生從前面中央委員的座席到後面來找我，很神秘地把我拉到牆邊，壓低著聲音告訴我：“天瑞啊，剛剛，就是剛剛，經國先生特地從他的座位走到我面前說：‘紀忠兄，你們有個叫周天瑞的記者，你告訴他，他所寫的就是我心裡想講的話！’”余先生說完還不忘叮囑我，千萬不要說出去。

 

（中山樓議場內景。越重要的黨政要員越坐在前面，記者席位在後方。那日中場休息的時候，余先生急沖沖地走過這條長長的通道，幫經國先生傳話給我。圖片來源：優傳媒）

 

事實上，由於我不是一個馴服的記者，早就被情治單位盯上，他們堪稱我的“忠實讀者”，在情治檔案中已經累積了一大堆我的“罪證”，有關他們指我為“分歧份子”、“黨外同路人”、“台獨份子”、“中共同路人”的說法時有耳聞。這幾個月我在報上寫的東西，大張旗鼓，連篇累牘，說是期望，反過來看，就是批判，尤不為國民黨所喜，認為“離經叛道”、“妖言惑眾”、“譁眾取寵”，定不在話下。但如今聽到他們的老闆這樣講，沒有別的，只覺心裡稍微舒坦了些。

 

到了閉幕典禮，蔣經國當然要致閉幕詞。我們在立法院聽過蔣經國那麼多次施政報告，他從來不會照書面內容唸稿，我們必須有一套快速筆記的本事，因為他的口頭報告往往會有重大的政策宣示。這一次致閉幕詞他必也不會照稿唸，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埋頭快速筆記。

 

一篇令我落淚的閉幕演說

 

那一天，記著記著，突然覺得怎麼那麼耳熟？原來他口頭講的全是我寫過的內容，甚至一字不差！我的心情真是複雜萬端，一邊繼續不停地記，一邊眼淚不由自主地掉了下來；既怕弄糊筆跡，還不想讓別人看見；等他一講完，趕緊收住眼淚，內心久久不能自已。幾天前聽了余先生轉述蔣經國的話，當時我還非常平靜，就像平常聽見讀者誇讚一樣，只不過他這個讀者比較大罷了，沒有什麼太強烈的感覺。但是此刻不一樣，我不是聽到泛泛的誇讚，而是實實在在經歷到，國家領導人把我寫的內容一句一句變成他的主張，用他的語言語氣，在這麼關鍵的時刻、這麼重要的場合叮囑他的同志，標舉他未來的走向。可見他不但曾仔細看過，而且深深觸動到他的內心。使我感覺，我們在不同的職分上竟然想著同樣的事，有著同樣的心情，一個新聞記者與國家領導人如此靈犀相通，多麼不可思議！證明了先前的推想不假，這些時候的努力沒有白費。念及那些暗黑勢力對我的炮製罪名，而他們的主子卻用我的話在講話，怎能不百感交集！此刻我更確信他有著變革的決心，我多麼希望他能加以實現。

 

（十一全寫的最後一篇專欄。圖片來源：優傳媒）

 

回到報社，我以《革命未竟之前 大會永不閉幕》為題，寫下十一全大會的最後一篇專欄。文章說，一般慣常在重要會議結束後，總不假思索地套上“成功”或“圓滿”的字眼，實犯了觀念上的嚴重謬誤。會議的結束才是行動的開始，所以我開宗明義表示：“中國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沒有成功，也沒有閉幕，它所譜出的是一闋‘未完’的樂章。”秉持當時跑黨政新聞的初衷，賦予十一全大會最終的矚望，留下最後的寄語，但不知是否能再一次與經國先生有心靈上的交流。

十一全閉幕前一天，黨代表投票選舉中央委員，之後紛紛賦歸，記者們在難得冷清的會場等候開票。突然蔣主席從後台走進會場，記者們自然迎向前去。我問他滿不滿意這幾天開的會? 他看了看我的名條說：“喔，周天瑞，我知道你。”接著又非常和藹地說：“對於會議的看法，明天在致閉幕詞的時候，我會好好告訴大家。”第二天便出現了那番談話。作為國家領導人，經國先生不輕佻、不驕狂，倒是挺會賣關子的，居然碰上了連個暗示都不給。

 

（（左）新生報王杏慶（南方朔），（中）台視廖蒼松，（右）中時周天瑞、傅依萍。圖片來源：優傳媒）

 

那時，我認真寄希望於國民黨改革

 

1970年代臺灣還處在威權統治時期，但是教育和經濟發展的結果，社會已經開始鬆動甚至躁動。當時還無法成立政黨，黨外力量也才剛剛萌芽，但看得出來民主是台灣唯一的出路與必然的趨勢，我以一個戰後出生、受到完整學院教育的外省子弟，有幸躋身重要媒體擔負主線新聞採訪，自然願意善盡言責並寄希望於國民黨改革。我甚至很沉重而明確地表示過：假如不主動及早改，將來會被逼著改；當被逼著改的時候，就會無法掌控而失去節奏感，情況會更糟。那些年發表的文章，1978年曾由遠流出版社集印成冊，書名是《政客．政風．政治家》。（如下圖）

 

（圖片來源：優傳媒）

升上採訪主任

 

十一全開完一個多月後，我於1977年1月1日升任採訪主任，那是經過一段無效抗拒之後的結果。儘管我拜託余先生：“您要是真的對我好，就讓我好好做個記者。”在他面前，這是白說。

 

做記者，形同自耕農、自了漢，如何寫是我自己拿捏，上面要用就用，不然就改，再不然就丟，我也不會去爭。但基本上我還算獲得相當的尊重，比起一般的記者，擁有比較大的空間。那時候寫東西一定要能把握分寸，在這個大原則下設法偷渡，打擦邊球，走鋼索，埋地雷，箇中竅門可謂存乎一心，做得好也是一種創作，會有成就感。我既已有這樣的能耐，又與蔣經國有著奇怪的默契，豈不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嗎？就像名報人張季鸞，若非受到蔣介石的信任，怎麼發揮他的影響？怕不早就抓去殺頭了。這不僅在中國，即使世界各國也是一樣，權者若是對智者有多一點認識和了解，知道不是出於惡意，他會聽得進去。在言論比較受限制的國家尤其如此。

 

可是當了採訪主任以後，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寫文章了。因為採訪主任帶兵打仗，天天與對手全面較量各種新聞，不能自己拿起筆就寫，要給記者們表現空間。何況管人，管新聞，管行政，管內外關係，各種疑難雜症，事情很多，不可能有時間來琢磨個人的專欄，即使做也一定大打折扣，而假手於記者做的，往往有所不足，少了原味。所以我的名字就從報面上消失了，如過去那樣的效能幾乎歸零。

 

顛簸人生的開始

 

其次，過去純粹做記者不必時常和老闆接觸，但是採訪主任要參與決策，並隨時被余先生召去談話、商議、聽命，無所逃於他的掌心。余先生確實對我相當器重，常交付包括採訪部門以外的事給我，而我也總能使命必達。但在重要的人事和新聞決策上，真正的總編輯是他，必須他說了算。畢竟我們相差38歲，總有一些思維落差和世代矛盾；職務上我們中間還有其他長官，包括總編輯，我也不便、不慣直達天聽，無視於他們的存在，便與余先生之間還是有一定的距離。因此不免和他發生爭辯甚至爭吵，甚至多次負氣請辭。這樣，和余先生的關係就會逐漸改變，也會形成他的困擾，我雖不願，卻是無奈。一年後他把我換下來，過了一年又要我回任，再過一年半索性流放，都與此有關。

（陳儀深館長與作者訪談情形。圖片來源：陳昶安）

作者：周天瑞 口述

訪問：陳儀深（“國史館”館長）、許瑞浩、羅國儲、陳昶安

記錄整理：陳昶安、葉惠芬

（全文取自“國史館”《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

（原發於台灣《優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