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10月6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以及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共同召開“四方安全對話”(QSD或是Quad：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該項對話以不定期方式召開，並且是採取論壇模式的外交政策溝通管道。

該項論壇是2007年由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所倡議，並且受到美國副總統切尼、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以及印度總理辛格所共同支持；除此外交對話平台外，其亦同時決定搭配由印度所主導的“馬拉巴爾”跨國聯合軍事演習(Exercise Malabar)。當時由於聲勢高調，並且直指中國大陸，北京還因此對參加該機制的成員國遞送外交照會表達抗議，並採取各個擊破策略加以應對。

從2007年年底日本政局產生變化，福田康夫9月接任首相，很快經過外交斡旋，此項安全對話機制開始降溫。2008年1月印度總理辛格出訪中國大陸，公開宣稱中印關係時為最高優先後，印度對安全對話鎖定中國大陸亦有卻步現象。

最後則是澳大利亞本身政治情勢發生變化，2007年年底由陸克文出任澳大利亞新總理，北京針對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成員國與新加坡進行海軍操演，提出外交抗議，致使澳大利亞決心在2008年2月退出此項機制，因此讓此項安全對話機制完全遭到擱置。不過在此必須指出，儘管安全對話並未延續，但美國、印度與日本仍然保持參與馬拉巴爾海上軍事演習。澳大利亞與美國軍事合作關係亦日漸密切。

不過在2017年馬尼拉東盟峰會召開時，應邀出席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以及印度總理莫迪等四國領袖，在會議期間自行會晤時，共同決議恢復此項對話機制，當時媒體報導就開始傳出，此項對話機制顯然就是在為建立“亞洲北約”打基礎，霎時之間繪聲繪影傳聞四起，戰略觀察家與安全學者趁機進場炒作，亦讓許多打算藉由華盛頓制衡北京者怦然心動。

其實此種期待並非始自四方安全對話，遠在2002年由美國、日本與澳大利亞開始在國防外交資深政務官員間展開“三方戰略對話”(TSD：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並且後續在2005年提升層級到部會首長階層後，就開始有人刻意對外放話，釋出此種暗示。但當時美國是希望透過“三方戰略對話”讓盟友支持其落實全球反擊恐怖主義戰略，並協助管控核武擴散問題。但日本與澳大利亞則是希望透過對話讓美國更進一步涉入區域安全情勢，並維持對亞太區域戰略承諾；因此就算日後將此項機制擴大到邀請印度參與對話，其原始目的並未見得是要建構圍堵北京盟邦關係。

不過學術界在很早就針對亞太各國本身國情、政治文化與區域情勢，討論過為何無法建構出亞洲版北約模式集體防禦架構。在2002年夏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所刊行的學術期刊《國際組織》曾刊登《為何在亞洲沒有北約？共同身分認知、區域主義以及多邊主義之根源》；隨後在2005年7月，當時擔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防戰略研究中心研究主管與副主任的阿查亞教授，亦透過美國哈佛大學韋瑟海德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以《為何亞洲沒有北約？亞洲多邊主義之規範性源頭》為題，發表過研究極為深入的學術論文。

誠然亞洲北約是個會讓人充滿遐想，並且產生諸多政治期待的用辭用語。但是硬將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扯上此項毫無具體內容的抽象概念，特別是過去幾年媒體與學者就此翻騰炒作，恐怕真是暴露出對於亞太區域安全架構與戰略環境缺乏認識。更重要的是四方安全對話對於區域安全體系其實並無任何號召能力，參與成員國之間各有算計，能否長久獲得足夠支持都很難說。

歐洲與亞洲存在著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與戰略文化，冷戰時期能夠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奠基於前蘇聯具體軍事威脅與社會主義版圖擴張野心，先不論未參與四方安全對話的其他國家是否會將中國大陸當成前蘇聯，就算是印度、日本與澳大利亞恐怕都很難在其國內進行政治動員，高舉圍堵北京大旗，在華盛頓鼓動下與中國大陸展開另場新冷戰。

特別是俄羅斯、蒙古、韓國、朝鮮以及東南亞東盟各國，在整個戰略環境與集體安全架構下，美國又要如何佈局，才能產生號召能力，讓各國放棄與中國大陸相互間業已存在的各項經貿文化交流互動關係，聽從美國變成對抗北京的集體防禦同盟？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透過專業學術分析論文，就可以理解為何亞太安全戰略環境，或許針對共同性非傳統威脅，建立集體安全架構仍有可為，但是針對北京去號召集體防禦體系，絕對是毫無機會。這就是為何本次東京集會中，蓬佩奧只能唱個獨角戲，其所端出來的對抗北京單口相聲戲碼，根本得不到其他三方響應。

美國特朗普政府必須體認到政治絕對是現實無比，假若行情看好，盟邦必然是熱情呼應，但就目前特朗普的連任選情來看，已是困獸之鬥，能夠將四方安全對話論壇順利召開，其實各個盟邦已經是相當給面子，要真正產生具體結果，恐怕是想太多！

（作者是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三策智庫特約政治評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