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從中美貿易戰到香港修例風波，再到持續超過一年的疫情，讓香港經濟深層次矛盾集中性爆發。數據從不撒謊。香港去年全年經濟收縮6.1%，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年度跌幅，更是香港首次連續兩年負增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周發表財政預算案時提到，訪港旅遊業去年絕大部分時間處於冰封狀態，單是旅遊服務輸出全年就大跌90.5%。零售、物流、出口貿易等出現不同程度下滑。勞工市場更急劇惡化，失業率接近17年的高位。

外向型經濟 高度開放

香港經濟最大的特點，在於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外向型經濟。這本來是個很大的發展優勢。偏偏，一旦外圍環境有任何風吹草動，就會牽連這個敏感的城市經濟體，而由於缺乏迴旋餘地的特性，一點點波動就有可能造成衝擊性的蝴蝶效應，引起巨大連鎖反應。

香港回歸後就曾多次遇到巨大衝擊：亞洲金融風暴、SARS疫情、環球金融海嘯、中美經貿戰等等。還有這次的新冠疫情，讓香港經濟再度面臨衰退的威脅，實體經濟更是舉步維艱。

從內部因素來看，香港面臨的是結構性固化的問題，令經濟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支撐香港經濟的四大產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是香港多年來經濟動力的所在，佔了本地生產總值（GDP）約60%。但由於政府缺乏明確及長遠的產業政策，加上長期形成的產業結構已經固化，令過去數十年香港經濟及產業結構過份被單一化，對地區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有限，製造業更只佔了香港GDP少於1%。

四大產業中，香港又過度金融化及依賴地產業，導致財富嚴重不均。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令基層和部分中產市民難以分享香港經濟發展的紅利，加上香港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網”，勞工保障欠缺、沒有強制醫保、沒有長者退休保障等，香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經濟結構性問題須破解

另一方面，香港經濟發展缺乏新的引擎。儘管近年政府投入了大量資源推動創科發展，但香港本地的創科產業仍主要集中在產業鏈的上游，未能發展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在推出短期抗疫和紓困措施的同時，香港經濟功能急需升級調整，當局須為長遠政經制度作出規劃。例如，推動轉型至“高增值知識型創新型經濟”，以文創、醫療、環保等產業為基礎，輔以再工業化；當局還須協助整合跨界別政策與資源協作，促使構建健全的產業生態環境。

與此同時，要促進香港與其他地區經濟協作發展。後疫情時期的香港，不僅僅要做“超級聯繫人”，還要主動成為“超級協作者”、“超級統籌者”，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爭取成為國家“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支點和節點，以疊加香港與內地市場在新經濟發展下的效益。

香港經濟系統性的危機早已存在，但政治風波、新冠疫情及地緣局勢的變化，令現存體制的很多問題浮面，尤其是香港的管治問題和“放任式”資本主義結構等，當局必須慎重檢視及調整，重構香港產業發展的結構。只有未雨綢繆，建立更能“抗風險”的政經體系，危機面前，香港才能更有底氣。

（原發於《香港文匯報》）

（作者是鳳凰衛視高級記者，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港區全國青聯委員，三策智庫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