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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發後，伍連德的名字繼“非典”（SARS）之後再度受到關註。

伍連德（1879－1960），生於馬來亞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城）。他是著名醫學家、檢疫與防疫事業的先驅，為中國的現代醫學建設與醫學教育、公共衛生和傳染病學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1937年，是伍連德一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的大房妻子黃淑瓊去世；這一年，爆發了“七七盧溝橋事變”, 接著是“八一三淞滬抗戰”，伍連德在上海的房子被日軍炸毀。家事的變故和局勢的動蕩，使得伍連德重新思考未來的生活方向。他最終決定帶著二房李淑貞一家從上海返回原鄉馬來亞暫時避難，先在老家檳榔嶼休整了一段時間，第二年也即1938年，舉家遷至怡保開業行醫，懸壺濟世。

（伍連德與第二任妻子及孩子們的合影）

1937年之前，伍連德在中國服務了30年，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和傑出才華奉獻給了中國。他在控制東北鼠疫、創建醫學會、興辦醫院和收回檢疫主權等方面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功績之大，怎麽估量都不為過。1935年，他甚至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提名。

或許有人心存疑問：這樣一位曾經置生死於度外的“鼠疫鬥士”，抗戰當頭，他怎麽沒有留在中國出力獻策而躲回馬來亞，成了一名“隱士醫生”？確實如此，伍連德累了，他想擁有一個安靜的晚年。1937年，他58歲，已經到了告老還鄉的階段。前30年，他有過“大作為”，而現在，他只想做一名遺世獨立的小鎮醫生。伍連德選擇怡保，實在有眼光，那真是一個宜居的美麗山城。另一原因是他的一位兄長住在怡保，相互有個照應。

當然，他還是沒躲過日本人。1941年底，日本侵占馬來半島，怡保也淪陷。最近讀了何丙郁先生的回憶錄《學思歷程的回憶》，他是這樣寫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兩三星期後，日軍很平靜地進入怡保，連槍聲也很少聽到，聽說英軍已經退守怡保以南大約一百公里的士林河（Slim River）。……大概是由於占領怡保沒有遇到抵抗，日軍沒有展開‘大屠殺’的行動，僅不時有些小規模的所謂‘肅清’活動。怡保可以說是比某些地方幸運得多了。”何丙郁的上述文字，大概只是他看到的真實，是他的個人敘述，並不具有“一般性”。

怡保不是大埠，相對風險小些。伍連德還能在日寇統治下以私人醫生的身份獨善其身。他曾獲日本醫學界的最高榮譽，日軍雖對他嚴加防範卻也不敢對他輕舉妄動。意外的是，1943年7月，伍連德卻遭“一夥抵抗組織”綁架勒索，還好，有驚無險，夫人李淑貞拿了7000元贖金換回伍連德的性命。很多資料都避諱使用“馬共”一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謂“一夥抵抗組織”就是馬共。馬共總書記陳平晚年得知伍醫生在中國時所做的貢獻後，對他的部下曾綁架伍連德一事表示了極大的歉意。

1947年伍連德重訪中國，到了上海、廈門、北京。老朋友和部下都希望他留下來，但這時伍醫生已年近古稀，加上內戰正酣，他不得不打消回中國效力的念頭。這是1937年之後，他僅有的一次回訪，是對中國的“最後一瞥”。

1953年9月3日，畫家張荔英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舉辦畫展，伍連德作了一篇捧場文章《寫於張荔英女士畫展前》刊於9月1日《南洋商報》上。文中寫道：“在檳城時，余曾鑒賞（張荔英）女士之若干作品，雖可視為屬於現代派，但非為抽象派。”他還特別提到張荔英已故丈夫陳友仁的一幅肖像畫：“此幀陳友仁氏之半身像，使余感到此位老戰士之復活。”

這篇文章至少透露兩個信息：伍連德和張荔英在檳城有交往；伍連德和陳友仁見過面，所以才能感到張荔英把前夫畫得惟妙惟肖，如同“復活”一般。伍連德的中文水平如何，不得而知。這篇是他自己寫的還是別人代筆由他署名？有待考證。

最近重溫了一遍王麗鳳女士制作的電視紀錄片《伍連德博士傳》，感動依舊。這次特別留意到晚年伍連德對女兒伍玉玲提的兩個心願：一是希望女兒女婿從國外回南洋定居，二是希望他們生個孩子。孝女伍玉玲滿足了父親的兩個要求。飽經滄桑的伍連德已經看破一切，他要的就是安穩的天倫之樂。

伍連德晚年用英文完成了自傳，1959年劍橋出版社出版。2011年終於有了中文全譯本《鼠疫鬥士——伍連德自述》。

1937年，伍連德返回馬來亞，是他對自己未來的選擇，現在看來，他的選擇是明智的。誰敢保證伍連德若留在中國，1949年之後他不會受到歷次政治運動的衝擊？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