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新冠病毒繼續肆虐全球。在英國、南非、巴西及印度等地接連出現多種病毒變種（為避免有關國家被污名化，世界衛生組織已改用希臘字母命名新冠變種病毒）之後，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國內地的廣州市局部地區近日也爆發小規模社區感染。經驗告訴世人，抗擊疫情千萬不可驕傲自滿，否則“模範生”也難免降格為“差班生”。

 

在後疫情時期，哪個國家哪個地區疫情控制得好，那裡的民生就會較快得以恢復，經濟就會較快復甦；若疫情不受控，將拖累當地經濟回升的步伐，在全球競爭中處於下風。故此，一場新冠疫情過後，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經濟水平差距、財富貧富懸殊將被進一步拉大。

 

新冠疫情令中美經濟競爭加劇

中美兩國競爭、對抗及合作三種形態，儘管表現為意識形態矛盾、軍事實力展示等形式，其實質歸根結底是經濟利益之爭和經濟實力較量。所以，拜登政府的亞洲政策協調官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 近日表示，未來幾年，盟友將是美國抗衡中國的關鍵。對中國最好的政策，就是良好的亞洲政策，又指出這是美國首次真正把更多戰略焦點、經濟利益和軍事力量放在印太地區。

 

新冠疫情呈現出“波浪型”特徵，在世界各地的“此起彼伏”，有可能作為外生變量對全球的產業鏈轉移產生逆向作用。中國作為疫情防控做得最好的大型經濟體，應該敏銳捕捉到這種因外部突發因素所產生的“逆經濟規律”的重大機遇，重塑本國、本地區及全球的產業格局，令產業布局更好地服務於國民經濟大局，並在與美國等全球大型經濟體的競爭與合作中壯大實力。

 

疫情將迫使產業鏈“回潮”？

 

在製造業尤其是科技製造業從中國外移及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過程中，東南亞作為承接方擔當重要角色。然而，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之下，東南亞的產業聚集面臨斷鏈的風險，科技製造業有“回潮”中國內地的苗頭。

在第一波疫情爆發時，越南幾乎成功避過，是全球僅有的防疫“優等生”之一，以至於成為2020年少數經濟正增長的國家之一，GDP同比增長2.91%。然而，頂不住周邊疫情的一再衝擊，自2021年4月底開始，越南迎來第一波重大疫情。疫情直接威脅到越南科技製造業的生存，當地擔心近年來方興未艾的產業鏈引進的勢頭將中斷，甚至“退潮”。

 

在前期抗疫表現較好的泰國和馬來西亞也陷入與越南幾乎同樣的命運。越泰馬三國是全球手機零部件乃至晶片供應鏈中的重要一環。東南亞在全球晶片封裝測試市場的佔有率為27%，其中馬來西亞佔據了全球13%的市場份額。有超過50家半導體公司在馬來西亞設廠，包括美國的英特爾（Intel）和超威半導體公司（AMD）等。東南亞各國經濟的特點普遍表現為回旋空間較小，一旦受到衝擊後較難恢復；產業鏈比較脆弱，引進的產業若出走，再回來時又是一個週期。即使如印度這樣的較大型經濟體，疫情失控也照樣摧毀當地的經濟與企業。

 

據此，有內地經濟學者預測，供應鏈可能會重新回到中國。此前，鑒於中美關係緊張，部分企業決定將供應鏈移出中國內地，轉移了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銷網絡。新冠疫情再度襲來，情況似乎正在發生變化。個案或許正是代表一種趨勢。近期，印度和越南的確診病例激增，迫使大型代工企業富士康關閉了在印度和越南的工廠。

 

若要承接產業鏈的“迴轉”，內地在疫情控制方面也不可掉以輕心，對外界輸入型病例的嚴防死守仍要堅持不懈。此外，筆者以為，國家在產業政策等方面應深入檢討，尤其是如何才能讓關鍵科技製造業，如半導體產業，長期扎根，並不斷擴大投資，升級技術檔次；地方政府應著力探討在投資環境改善及熟練勞動力成本降低等方面，還有哪些潛力可挖。

內地的產業完整性及產業鏈的集中與配套，是“中國製造”升級到“中國智造”的必要前提。但是，隨著中國內地人均國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勞工成本日漸昂貴，一些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徵的製造業，正在持續外移到周邊的國家與地區。儘管產業外移從某種程度而言是全球化產業分工的必然，然而，如何避免這種外移過快與過度，對於中國從“世界工廠”過渡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至關重要。

 

遏人民幣匯率急升 保實體經濟復甦

5月31日，中國的兩大政策宣示，將分別從短期、微觀經濟和長期的宏觀層面上，對加固中國製造業地位、穩固關鍵產業鏈產生即時及長遠的影響。

 

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21年6月15日起，上調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兩個百分點，即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由現行的5%提高到7%。在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接連刷新三年新高之際，央行這一政策，推動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即時下跌。

 

專家指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從去年5月末至今升幅已經不小，繼續升值將使人民幣幣值脫離基本面。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未消失，人民幣繼續大幅升值對出口企業造成較大負面影響。近期人民幣匯率快速走高，在美元指數維持在90上下基礎上，突破6.4後快速升至6.36附近，導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走強，兌歐元、日元等主要交易夥伴匯率走高，對出口部門和實體經濟復蘇帶來較大壓力。

 

央行調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筆者認為，除了不希望匯率繼續單邊快速上行，干擾實體經濟復甦步伐之外，關鍵的著力點還在於為疫情下的產業鏈“回潮”鋪路搭橋。

 

“生三孩”為製造業大國提供後勁

在六一國際兒童節前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指出，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從強制計劃生育，強調“只生一個好”，到政府鼓勵“生三胎”，中國的人口政策變化之大前所未有。然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保持人力資源稟賦優勢”。

 

雖然專家稱大概率不會出現生育高峰，也有專家稱政策至少要二三十年才能見效，但是有感於二孩政策的放開稍顯滯後，“生三胎”政策希望是“精準施政”。

 

中國是個擁有14億一千萬人口的大國，要維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不可能走美國式的道路，即憑藉金融業及高科技取勝；必須像歐洲的德國及亞洲的日本，在日益精緻的農業基礎上，以高端製造業為主，配之於現代服務業及高科技產業。強大的製造業是大國的標配。這也是特朗普政府極力打壓“中國製造2025”的原因之所在。

 

中國要維持製造業大國的地位，人口紅利不可或缺，不管是“數量紅利”還是所謂的“質量紅利”。日本製造業開始走下坡，固然與其醉心於改良、不善大破大立及創新的民族性格有關，然而，其人口老齡化、少子化才是關鍵。

 

 

（作者是香港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