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文化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時間:2021-06-09 港澳




近日,關於“躺平”文化的話題在內地網絡引發熱議。其最初解釋為降低生活與消費慾望,以維持自在愜意;後來被引申為以無欲無為來對抗社會上過度激烈又未必看得見回報的競爭,相關討論一度引起官媒關注。


筆者認為,“躺平”並非中國內地特有的現象,而是都市青年表達生存困境的宣洩出口,與整個社會發展、經濟轉型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香港當局亦應重視,並為青年給予政策支援。

達生存困境的焦慮

“躺平”文化屬好與壞並不是關鍵,值得關注的是,為什麼“躺平”一說會引起那麼熾熱的討論。

共鳴論有一個關鍵點,就是受眾的經歷中有相匹配的氛圍或環境,使之能與受眾真實或想像的經歷連接起來,從而產生認同感。當一個網絡熱詞變成一種社會現象,反映這現象已引起受眾共鳴。

回顧近年在內地城市走紅的網絡用詞:“996”、“內卷”、“佛系青年”、“喪世代”、“打工人”等,無不與社會競爭激烈、青年向上流動難等問題有關。當預視到再積極應對挑戰都無法改變生存現狀時,帶有焦慮與抵抗情緒的青年便有可能走向另一端:消極接受,衍生“躺平”認同感。

在為“躺平”文化“溯源”與分析的同時,香港亦應引以為鑒,以應對香港社會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年向上流動難



香港政府統計處早前公布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數據顯示,1995至1999年出生、獲專上教育程度者達20至24歲時獲得的實質就業收入,平均低於1970至1974年出生者。其中,接受大學教育者的收入下跌了7.2%,具研究院教育程度者收入更與25年前具學士課程教育程度者收入處於相同水平。數字反映了一個結構性問題:香港青年即使提升學歷也難以向上流動、改善生活條件。

近10年,香港青年的“三業”問題始終備受困擾,即學業、事業、置業。樓價長期高企、物價持續上漲、社會貧富懸殊、政治紛爭不斷、資源權力分配不公等問題,進一步加劇青年的焦慮與擔憂等負面情緒。

全球一體化後,香港年輕人面對的不僅僅是本地競爭對手,更是來自內地、周邊地區甚至全球的競爭對手。導致社會流動停滯的原因有很多,部分如財富分配不均、高等教育普及化、M型社會等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大趨勢,很難在短時間內單憑香港本地政策可處理。但也有一些可改變的因素,如年輕人自身抗逆能力弱、心態與視野格局有待改善等。

因此,當局政策需着力於提高新一代青年的綜合競爭力、創新破格思維及創造力、強化就業創業服務體系建設等,並要在公共政策上給予變革性的扶持,讓年輕人知道政府理解並正在幫助他們。

上世紀8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上一代甚或再上一代那種只要努力就有正比回報的年代已難以複製,但“佛系”地放任青年收入每況愈下卻無法改變,亦難以推動社會健康往前發展。

有一種效應叫“登門檻效應”,指只要一級一級台階登門檻,會更容易登上高處。解決青年問題實屬不易,但再高的樓,也有通往高層的階梯。或許,無欲無為的“躺平”並非青年原意,若青年能看到逐步向上流動的“階梯”與政策措施時,“躺平”的青年也會願意坐起來、站起來、跟隨社會的步伐走起來、跑起來,一步一步往夢想出發。



(原發於《香港文匯報》)



(作者是鳳凰衛視高級記者,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港區全國青聯委員,三策智庫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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