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這幾個月，筆者一直跟進著修例事件的發展，感受著香港市民、人心、輿論的脈動。日前，筆者撰文對修例風波做了幾點反思。這場原本可以避免的政治風波，後續將如何發展，當局應如何調整施政方向，短時間內怎樣挽回失去的民心，特區政府應進行沙盤推演，審時度勢，對可能發生的情況做好彈性應對預案。

政治角力VS“道德高地”

論政治策略與角力，必須有法理基礎；但要贏得民心，就要搶佔道德高地。

很多人大惑不解，一條堵塞法律漏洞的修訂草案，為什麼會引起如此大爭議，更令“反對者”的雪球越滾越大？事實上，政府審議修例的快車開得太快，太倉促，最終失預算而要急剎車。失去“道德高地”，更將中間份子推向兩個極端，造成社會撕裂。

修例只是導火線。香港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在這個時空裡被修例一事點燃。他們走上街頭，但很多人並不清楚修例內容，甚至沒有想要了解的慾望。他們反對的不是單純的修例，而是對修例內容似懂非懂產生恐慌后，擔心在兩地法制環境不同的情況下，港人的保障受到侵害。不聽，不聞，排斥，抗拒，反正就是不信任，不了解。

修例的初心是好的，更是具備道德正當性和司法必要性的，但與初心同等重要的，是事件引起社會重大反響後，當有如履薄冰的行事之心。堅守初心是正念，但正念不是固執之念，而是透過體察人心和輿論，審慎調整、精進推行政策。初心與行事之心間如何平衡，沙盤推演就成為關鍵。

特首提出暫緩修例是正確應對之策，卻未有足夠預案，得以在最好的時間點作出最好的緊急應變對策。假如6月9日大遊行後，政府立即出來“撲火”，或許不會引發612集會。又假如，特首在發表暫緩修例聲明時已真誠道歉，就不存在6月16日遊行的“要求特首道歉”一說。6月18日記者會上，特首親口向市民道歉，換來泛民一句“完全沒有回應訴求”。

危機管理講求知己知彼。既然泛民一早已列點式提出幾項訴求，包括“撤回修例、收回暴動論、釋放被捕學生、追究開槍責任”等，特首在記者會上就應同樣列點式一一回應：強調“暫緩停止修例及沒有重啟時間表”相等於“撤回修例”效果、釐清“暴動”與“干犯暴動罪”（“干犯”意爲“觸犯”）之別、澄清律政司檢控工作的嚴謹性與公平專業性、香港有既定專業投訴機制處理警隊投訴問題等。一方面，特首可透過鞠躬等身體語言加強其誠意，另一方面也應主動釐清市民有疑慮的問題，而不是每次要等傳媒或泛民問及時才被動地延伸解釋，給予反對派步步進逼的把柄。

推行政策操之過急會弄巧成拙，反應遲鈍回應不及時更隨時導致事態失控而引發更大公關災難。當局往後施政必須做好多重應對備選方案。

多年以來，非建制派的力量都是來自“道德號召”。香港人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追求自由的嚮往，成為非建制派與政府和建制派博弈的基石。這裡說的非建制派，不僅僅包括反對派。頑固的反對派，往往為反對而反對，這點，港人都能看清，但當大眾都站在與政府相反立場時，當局就應該聽一聽、想一想了。

當然，累積民意，還是消耗民氣，往往只是一線之差。特首道歉，暫緩修例並不設重啓時間，修例風波理應告一段落。但近日情況可見，部份年輕示威者不滿政府回應，繼續在網上號召動員香港人上街集會，更一度包圍政府總部、警察總部、稅務大樓等，務求癱瘓特區政府部門運作，迫使政府當局對話回應。有示威者更在警總外牆塗鴉，用膠紙遮蓋警總外的閉路電視，甚至用激光射向警務人員的眼睛。這些舉動，不僅僅超出正常表達訴求的範圍，影響公務員正常上下班、阻塞交通，甚至導致數十個999求助電話未能被工作人員即時處理，對公眾服務造成不便。

繼續圍繞修例議題聚攏民意，接下來可能出現兩種極端情況：一是群情持續洶湧，短期發起更大規模行動，長期透過選舉帶來政治格局大洗牌；二是引起原本的支持者反感、厭棄，反對派走向極端，民意出現反彈。作為特區的首長和政府，這個時候最需要的是回復理性冷靜，讓一度停滯的工作儘快重上正常軌道。

修例風波的後續工作上，政府還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總結內部反應、反思外部影響、考慮機會成本、評估挑戰風險。

“台灣殺人案”善後工作

由始至終，反對修例的泛民都不是反對移送疑犯到台灣受審。修例寄望在短期內落空，要扭轉當前局勢，解鈴還須繫鈴人。修例風波因“台灣殺人案”而起，也應回到移交逃犯的“初心”。

早前有法律界建議，修訂《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使現行的謀殺案和誤殺案具有域外法律效力，藉此賦予香港法院審理台灣殺人案的權力。然而，當局解釋，這項建議沒有追溯力，而且有可能侵犯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司法主權，也有可能抵觸《人權法》。

那麼，香港還能否爭取以特事特辦方式促成此案的一次性引渡協議？當局應利用政治智慧，做好上中下三策之預案：如果找到彼此認同又合法的方法當然最好，既為死者討回公道，又澄清了某些人對政府涉嫌“捨簡就繁”的政治陰謀論；但如果實在無法進行移交，特首也應親自主動向死者家屬作出實實在在的解釋和交代，並在適當時向公眾匯報進展，務求以修例以外最佳的方式處理善後。

修補警民關係裂痕

這些年，警民關係的矛盾面早已不在於“兵賊對立”，而是警方與示威者間的角力，這場修例風波更進一步深化警民關係裂痕。泛民斥警方淪為政治工具，示威者批評警員過度使用武力，網民辱罵警方“濫權”，部份警員在衝突中受傷，警隊內部士氣低落。

香港警隊向來是國際公認的優秀專業警隊，過去大部分警員執法時都能作出克制及專業的判斷，但警察也是人，超時工作並在前線遭受辱罵時，難免會帶有情緒。前線警員接到指示要果斷控制場面，可是一旦面對人數眾多的示威者，傷了彼此和氣反而換來罵名。換位思考，站在不同角度，都有不同難處。

另一方面，很多市民質疑警隊的投訴機制，認為他們“自己人查自己人”，這與警隊的可監察性和投訴有效程度不無關係。“警察查警察”是否是最好的機制，存在探討空間。面對大型集會活動時，警方執法不免滲含政治因素，黑白對錯難以界定。

針對612集會定性爭議，雖然特首和警務處長都已澄清，大部分示威者都是和平有序，只有小部分人士作出暴力衝擊行為，但示威者騎劫輿論的其中一個焦點，就是“學生沒有暴動”。

筆者建議，當局分別從“言”與“行”入手，修補警民關係裂痕：一方面再次在不同場合強調並釐清闡述，另一方面也要督促監警會，儘快調查檢討事件。假如監警會的調查結果未能滿足於中立客觀的標準，當局也要做好備案，立即成立獨立調查小組，就修例事件而引發的6月9日遊行和612集會做全面詳細調查，包括對警方和示威者行為的中立客觀調查。暴力衝擊警方的示威者絕對應該被嚴懲，對不合理過分使用不必要武力的警員也要作出處理。監警會的組成方法也應適時作出調整檢討，當局更應持有更開明的新思維、新高度，兼聽則明，適切改善警民關係。

修補社會撕裂 應對未來挑戰

要修補社會撕裂，必須深入了解民情。早前多家媒體和機構都分別對修例進行民意調查，筆者建議，政府詳細比較分析各民調結果，並針對不同民調的人口特徵基礎整理總結，例如性別、年齡、教育、職業、政治取向等。

這些人口特徵就如香港社會的縮影。有調查結果顯示，反修例的以非建制、高教育、高收入族群為多，年輕人又要比長者多更多。有人批評，走上街頭的大多是輕率衝動的熱血青年，但如果細心分析民調結果，很多高學歷的中產人士和專業人士都強烈反修例，甚至一些跨界別、跨年齡、跨行業人士都因修例事件走在一起，這箇中緣由值得當局反思。

修例風波也間接讓香港很多隱性的問題浮面：政府推行政策手法的認受性、市民的苦衷和怨氣、對內地的誤解和恐懼、政府與警隊的關係、警隊與民眾間的溝通方式、網絡時代的號召力影響力等。

區選在即，很多民生、經濟議題都被放到一邊，青年工作更要大幅調整和加把勁。這場修例風波給特區政府上了深刻的一課，更令香港各界付出代價。政府官員無疑要負起最大責任，但建制派也應重新檢視其角色，除了全力支持政府施政，更應更好地收集民意；政府智囊要更“貼地”地深入掌握民情，為當局出謀獻策，為施政打好堅實基礎；泛民也應放下對立立場，議事論事，對事不對人，不要因情緒掩蓋理性。

應對未來施政，當局還要作出一些超級響應工作，以及推出多方面嶄新的措施，讓市民真切感受到當局聆聽市民心聲，以及願意作出改變的真心。

譬如，新一期“青年委員自薦計劃”招募工作近日展開，委員會的組成方法未來有否優化調整空間？青年成員比例能否進一步提升，以納入更多來自不同背景不同界別，有著更多元聲音更廣代表性的年輕人？大灣區發展工作上，筆者建議當局設立“大灣區大使獎勵計劃”，透過獎勵計劃形式吸引年輕人到灣區交流，再與當地學生聯合組成“大灣區同學會”，從生活方面入手，促進兩地青年交流互動；並設立“大灣區實習就職計劃”，讓香港青年客觀中立親身了解內地。同時，當局也可設立“飛地政策研究委員會”，全方位加快推進在其他灣區城市設立“香港社區”的措施等。

修例風波過後，政府應探討應對預案的“上中下三策”，力求找到社會各界皆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解決方案，並在短時間內重塑社會凝聚力。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最高境界是以謀略勝敵，其次是用外交戰略戰術勝敵，然後才是動用武力，最下策則是攻打對方的城池。

接下來的日子裡，特區政府必將面對更多嚴峻的施政考驗和挑戰，一著不慎滿盤皆輸，更有可能賭上香港未來。任何施政方案都應想好備選方案，以避免類似的風波事件再現。

（作者是鳳凰衛視高級記者，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三策智庫研究員。本文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