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中國共產黨走過的這100年裡，陳獨秀是創立者，毛澤東是建國者，鄧小平是變革者，這三者缺一不可。

 

如果沒有鄧小平從1977底年開始大力推動的改革開放，中國會走向何方？會不會步當年蘇聯和東歐陣營的後塵？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筆者之前已寫過一篇有關中共100年和陳、毛、鄧關係的文章，因為鄧的改革與現實關係最緊密，所以這次要獨立成篇。

 

臨近中共建立100年的紀念日，銀屏上的許多電視劇，有白描陳獨秀的，當然更多的是歌頌毛澤東的，但是很少見到有關鄧小平的。

 

鄧小平不能被遺忘。

 

“小平”初登場

 

鄧小平1904年出生於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的牌坊村（筆者1994年曾去他的故鄉採訪，當地人說他母親的墳頭風水甚好）。

15歲的鄧小平在廣安縣立中學就讀時，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1919年秋，他考入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

 

1920年9月，16歲的鄧小平和他的小舅舅一起踏上赴法勤工儉學的旅程。他在法僅僅學習了五個月，便因無力支付學費而輟學，然後進入工廠，開始了長達四年多的勤工儉學，期間還在雷諾汽車廠做過鉗工。

 

曾經與鄧小平他們一起勤工儉學的人回憶，鄧小平因為個頭太矮，廠方擔心他操作不了大機器，就安排他去和女工一起制鞋。但這個小個子，對革命的熱情非常高。

 

1923年，鄧小平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年長他六歲的周恩來的帶領下，以《赤光》雜誌為陣地傳播共產主義。

 

鄧小平與周恩來的深厚友誼便結交於此。

 

1926年鄧小平踏上了蘇聯領土，先後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1927年回國，受中共派遣，到馮玉祥國民聯軍所屬的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工作並任政治處處長。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他從鄧希賢改名為鄧小平，從此“小平”跟隨他一生。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對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大屠殺後，中共中央1927年8月7日在漢口緊急召開秘密會議——“八七會議”。

 

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負責會議接待、安保和記錄。當時參加會議的有瞿秋白、李維漢、毛澤東等21人，毛澤東是候補中央委員。

 

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第一次聽到了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之說。

 

這次會議可謂中共的一個重要歷史轉折。鄧小平後來回憶說：“我在這裡待了六天，會議開了一天一夜，極為緊張。八七會議是武漢最熱的時候開的，當時連門也不能開，進去了就不能出來。帶著小行李進去，睡地鋪，我是最後走的。”

 

鄧小平為會議記錄的20頁《八七會議》手稿，至今還留存著，毛澤東當時的發言也都記錄在案。

 

政治生涯中的“三落”

 

鄧小平糾“左”，不僅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有的，早在1931年，鄧小平就在瑞金對“人人自危的恐慌局面”展開了一次霹靂手段。

 

1931年8 月，鄧小平接到中共贛東特委的指示來到瑞金。他發現，街上不但看不到放哨的赤衛隊員，而且也聽不到該有的歌聲，老百姓之間幾乎不言笑，彼此很戒備。

 

原來，瑞金正在大肅“社會民主黨”，全縣處於人人自危。鄧小平經過近一個月的調查摸底，查清了真相。原來，在“左”傾思潮影響下，縣委書記李添富把閩西的肅反“社會民主黨”之風帶到了瑞金。凡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黨員幹部或執行“左”不力的人，大都被指為“社黨分子”被殺害，連瑞金第一任縣委書記鄧希平也未能幸免。被殺害的同志多達幾百人。

 

鄧小平決定採取行動果斷制止。他代表中共贛東特委宣布，拘捕李添富，撤銷其縣委書記和肅反委員會主任的職務。同時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殺人，凡是被供出名字當作“社黨分子”嫌疑對象的一律宣布無罪；第二，已被關押拘留的人當中，中農、貧農一律釋放，地主、富農可以罰錢取保釋放。這兩項決定，拯救了被關押的 300多名革命者。

 

後來，厄運降臨到他身上。1933年春，時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的鄧小平遭受“左”傾路線打擊，被撤銷職務，受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到樂安縣南村當巡視員。這是他“三起三落”中的“第一落”。

 

臨近新中國建立，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西南局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劉伯承為第二書記，賀龍為第三書記，統率第二野戰軍全部和第一野戰軍一部共60萬人進軍大西南。

 

鄧小平在北京參加完開國大典後，和劉伯承一起南下。11月23日，在常德主持正式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並就任西南局第一書記。11月30日，重慶宣告解放。

 

12月8日，鄧小平和劉伯承率領二野指揮機關進駐重慶。1920年，他以“少年身”走出四川奔赴法國；29年後，他以“父母官”主掌大西南，實現了毛澤東詩句裡的“談笑凱歌還”，並親自踐行了“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鄧小平坐鎮重慶時，除了領導土改、剿匪、進軍西藏外，還有一個大動作，就是修建了成渝鐵路。這是新中國修築的第一條鐵路。

鄧小平請來了各種資歷和背景的建設人才，那時候就可看出來，他不以政治背景取才。成渝鐵路1950年8月開工，1952年7月1日竣工，舉行了隆重的通車典禮，全長505公里。

 

在成渝鐵路竣工的當月，鄧小平調往中央，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

 

鄧小平在文革中和劉少奇一起被打倒，劉是“黨內第一號走資派”，鄧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派”。

 

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年12月1日的報道，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最後一次見面對話，是1966年11月3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毛澤東一起接見紅衛兵。

 

那時，在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和鄧小平已遭到陳伯達和林彪等人的批評，隨後大字報和黨報也開始了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

 

在城樓上，劉少奇首先問鄧小平：“小平同志，怎麽樣？”

 

鄧小平回答：“橫直沒事。”

 

劉少奇說，“沒事，學習。”

 

後來，劉少奇1969年被迫害致死。同年，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四年。

 

這是鄧小平“三起三落”中的“第二落”。

 

1973年，在老朋友和老上級周恩來的斡旋下，鄧小平得以重回北京，出現在中共十大會場，並當選為中央委員。當時，中國人為之頗為震動。

 

1975年1月，鄧小平四職掛身讓人刮目相看，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是國務院副總理、是中央軍委副主席、是解放軍總參謀長。

 

在周恩來病重期間，鄧小平主持黨、國家、軍隊的日常工作。他抓住機會，針對“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進行全面整頓，很快收到顯著成效，深受老百姓擁戴。他的能力與成績，讓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恨之入骨、不除不快。

 

1976年4月5日清明時節，北京群眾自發悼念1月8日去世的周恩來，悼念中暗含反對“四人幫”的舉動。江青等人借機蠱惑上方，對他羅織罪名，趁機把鄧小平從政治舞台上趕了下來，又一次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

 

這成為鄧小平“三起三落”的“第三落”。

 

再次出山 首抓科教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折騰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

 

隨後，在華國鋒主政期間，架不住老百姓的千呼萬喚，鄧小平終於重新回到政治舞台。

1977年5月12日，中科院副院長方毅正在中科院一場會議上講話，秘書遞來一張紙條，說是小平想請方毅和李昌到玉泉山去談談科學與教育工作。

 

當時，鄧小平還未正式復出。他們兩人到達小平住處後，鄧小平說，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上去。工業要上去，交通能源要先行，整個國家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科學技術是先行官。概括而言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那年鄧小平已73歲，距離20世紀結束還剩23年。要在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時不我待，確實很緊迫。

 

1977年8月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座談會。他開場就說，他向中央請命分管科教，召開這次座談會就是想了解大家對科教發展的想法，有什麽要求和看法，可盡管發言。

再次出山，鄧小平為什麽率先抓科教？

 

他在一次見外賓時表露了出來：“文化大革命破壞最嚴重的是什麽？我以為是科技教育。”他解釋說，科學教育的發展周期長，恢復需要很長時間，所以要早動手。

 

沒想到，座談會開始後遭遇冷場，鄧小平不得不以“點名”的方式打破沉默。首先被點名的是在座年齡最大的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

 

緊張的楊石先，開口就做起了自我檢討。他說，今後一定要進一步下農村、下工廠，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好好改造……由此可見，當時的知識分子處於怎樣的環境，是多麽心有余悸！

 

據當時在場的溫元凱回憶，鄧小平聽楊校長先生發言時直皺眉頭。他於是放出話來，“會上發言可長可短，可插話，什麽話都可以說”。

 

第二位發言的是著名數學家蘇步青。他說，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18個助手都被下放到農村和工廠，自己成了“光桿司令”。鄧小平當即表態，把蘇步青的助手全都調回來。

 

座談會開到第三天，清華大學副校長何東昌談到工農兵大學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有小學水平，讓人痛心疾首。結果“一石激起千層浪”，武漢大學副教授査全性，突然向當時的招生制度開了炮。

 

溫元凱借機舉手插話，“小平同志，當前教育界最重要的問題是恢復高考。對恢復高考，我提16個字叫：‘自願報考，領導批準，嚴格考試，擇優錄取’。”

 

鄧小平聽完他的發言立刻說，“溫元凱，至少採納你四分之三”。大家楞了，什麽叫“四分之三”？鄧小平接著說，“第二句話‘領導批準’可以拿掉。”

 

最後，高校招生方針變成了：“自願報考，嚴格考試，擇優錄取。”

 

這個開了四天的座談會非常重要，被稱為中國進程的一個分水嶺，人們稱其為“八八座談會”。這個座談會讓中國人在思想上有了一個很大的轉變，今後建設國家不能靠階級鬥爭，必須把精力轉到“四個現代化”上來，要搞科學、搞教育、搞人才。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恢復已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考，那是多麽振奮人心的消息，全國頓時沸騰！

 

1977年冬天，570萬來自學校、農村、工廠、部隊的考生走進考場，最終27.3萬人進入高校。這些人中，包括總理李克強和外交部長王毅等人，他們都是以知青身份參加高考的。後來，中國重要崗位上的許多人都是77和78級的大學生。

 

1978年1月，作家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發表在《人民文學》雜誌第一期。隨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破例用三個版的篇幅轉載了這篇文章。陳景潤那個在辱罵和混亂中躲進書本攀登數學高峰的“癡呆學者”，一夜之間成了中國家喻戶曉的科學明星。

 

陳景潤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被當作英雄歌頌的知識分子，這種大張旗鼓的報道，拉開了全國科學大會的序幕。

 

在籌備全國科學大會期間，社會上鄙視知識分子的風氣得到了迅速扭轉。全國各地開始紛紛表彰先進科技人員和單位，先後表彰了862個先進集體、1192名先進個人，7600多項優秀科技成果獲獎。

 

正在此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為當時風行天下的流行語。

 

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高分貝發聲：“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會上，掌聲雷動。許多老科學家異常激動，70多歲的南京天文台台長張鈺哲老淚縱橫。會後，中國農科院院長金善寶說，“我今年82歲了，但我心中充滿了活力，我要把82歲當成28歲來過。”

 

鄧小平這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改革名言，至今還在深刻影響著中國。

 

1978年3月31日，人民大會堂裡一首熱情洋溢的詩在環繞：“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虹雲在朗誦。在大會閉幕現場，這首以郭沫若名義發表（胡平執筆）的《科學的春天》，為全國科學大會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當時，86歲高齡的郭沫若已躺在北京醫院的病床上，但依然擔任著中國科學院院長一職。他經過多番努力，只在大會開幕式上短暫露了一面，並未出席閉幕式。

 

《科學的春天》可謂郭沫若的遺作，他激情豪邁的閉幕詩，當晚就登上了剛開播三個月的央視《新聞聯播》，迅速傳遍大江南北。然而，郭沫若在全國科學大會結束兩個多月後就仙逝了，也算見證了“中國改革早春”的到來。

 

科學的春天之後，中國科技隨即進入改革期，努力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但是過了幾年，隨著強調發展經濟，國家對科研的重視落到了經濟之後，因而出現了“搞導彈的不如賣雞蛋的”社會現象。後來由於通貨膨脹，國家對科研的投入停滯下來，更是出現了“腦體倒掛”的慘狀。中國如今留在海外的一批頂尖科學家，有相當一部分是那個時候走出去的。

 

中國的改革開放曲線，從科技領域也能看出其波折。數據顯示，自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至今，科技撥款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經歷了先增長、後下降、再回升的過程。

 

工作“向前看” 經濟建設是“綱”

 

1978年5月的一天，鄧小平為一件事發了脾氣。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章遇到了阻力。

 

1978年5月10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刊物《理論動態》發表後，《光明日報》第二天就轉發了。

 

當時的幾個中央高層和中宣部負責人批評此文傾向是錯誤的，動搖了“兩個凡是”的根基。這篇文章的組織者受到很大的壓力。

 

鄧小平在準備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講話時，同中國社科院院長胡喬木等人說：“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

 

據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回憶，1977年初，“兩個凡是”出籠後，鄧小平首先站出來表示了不同意見。他1977年4月給黨中央寫信，提出要用“準確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工作，並多次提到，“準確完整”是針對“兩個凡是”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經過修改和審定後，是在胡耀邦家中定稿的。胡耀邦1977年12月在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建議下，出任中組部部長兼中央黨校副校長。

 

7月21日，鄧小平與中宣部部長談話，提出嚴肅批評，明確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拉了”。

 

第二天，他又把胡耀邦叫到家中，肯定了胡的做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

 

最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勢如破竹，橫空出世，《人民日報》等重要刊物都加以轉載，在整個中華大地掀起了一個又一個高潮。

 

1978年秋，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偷偷地搞起了分田到戶，並簽訂了一份“生死契約”。這是個很具有風險的行為，若在以前必被嚴加禁止，還會被上綱上線。

 

鄧小平得知後，對安徽省委領導說，你們可以實事求幹下去，可以不拘形式，可以千方百計讓農民富起來。

 

然而，那時阻力還是相當不小，許多地方不敢放開手腳幹。

 

1978年9月，鄧小平視察東北三省和唐山、天津等地。9月16日，他在聽取吉林省委常委匯報工作時說：“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馬克思主義要發展嘛！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嘛！”

 

於是，吉林省委書記王恩茂向鄧小平提問：“揭批‘四人幫’、真理標準大討論結束之後幹什麽？”

 

鄧小平回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不能再搞‘以階級鬥爭為綱’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王恩茂後來回憶，當時聽了小平同志的談話，一下子就開竅了，搞經濟建設才是“綱”！

 

那時，全國各地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揭批“四人幫”上。“四人幫”被粉碎快兩年了還在揭批，導致正常工作根本沒法開展，很多人對未來感到迷茫。

 

鄧小平的這次“北方談話”迅速傳開了。10月至11月，18個省委第一書記發表文章，積極響應參與討論。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被一層層提出來，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打下了思想基礎。

 

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開幕。會議剛開始，陳雲就在東北組提出“向後看”的問題：“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對此，中央應該給以考慮和決定。”

 

與會者討論來討論去，矛頭指向了汪東興等人，說他們堅持“兩個凡是”，在毛去世後仍阻止平反冤假錯案。對峙的雙方情緒激動時，甚至拍著桌子進行面對面批判。

 

對此，華國鋒十分被動，失去了對會議的控制。鄧小平果斷提出，“不能再向後看了！”，“當然，向後也要看一下，但為的是向前看”。

 

“向前看”這個口號的提出，成為中央工作會議由亂到治的開始，最終成為實現歷史性轉折的一個重要標誌。

鄧小平在會上提出了三大決策：第一，毛澤東的旗幟不能丟；第二，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不要糾纏歷史舊賬，更不能搞新的政治運動；第三，確定“只能上不能下”的人事變動原則，為的是給國際一個安定團結的形象。

 

中央工作會議開了36天。閉幕會上，鄧小平發表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實際上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定了調。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奠定中國改革開放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只開了五天，超乎預想的順利，中間沒有發生什麽波折。

 

全會決定，從1979年起，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註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從此開始，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式啟航。

（作者是資深媒體人，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