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為何蔣介石在國共內戰中最後丟失了東北？近日多個群裡多位學者在熱議，學術氣氛頗濃，惜乎均與一些史實及獲得正確結論所需的悟性尚有一段距離。

 

若用諸葛亮《隆中對》陳述抗戰結束後東北牽動全國政局的說法，譬喻當時國共逐鹿中原的局勢以及美國、蘇聯、日本、朝鮮諸國圍繞東北地區彼此互動時斑駁陸離的關係，倒也入木三分：“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這是指袁紹家族顯赫，“四世三公”，所轄軍隊人數遠遠超過曹操，最終曹操之所以滅了袁氏，是由於曹操不但順勢而為，戰略謀劃也遠勝袁紹。

 

抗戰結束後，中共乘勢崛起，逼迫國民黨放棄絕大多數轄區，朝野顛覆，終至於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國民黨退守台灣一隅之地。深究一層，這也不全然是中共順應歷史規律，所謂時移勢遷之故，而與毛澤東較之蔣介石大戰略棋高一籌緊密相關。

 

倘若將毛澤東、蔣介石戰略博弈的過程及結局推而廣之，不難領會一個國家大戰略謀劃是否穩妥允當，對該國興衰的重要性不亞於體制、機制及各項支撐基礎。鑒此，最高領導人之睿智以及由決策層制定並為精英群體普遍接受的正確的國家大戰略，確實是決定國家興衰的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對這一規律的體認和領悟，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筆者基於北京、港、台及美國出版的資料，以後有時間可以寫多篇文章。目前暫且勾勒一些提綱挈領的情況，以饗讀者諸君。兩點情形需要說明一下：第一，此文立足於歷史事實，並不涉及政治立場，僅供史學家從中汲取養料，或供讀者作為談資；第二，關於國共雙方在東北地區鏖戰的情形，海內外相關報導應有盡有了，此文不涉及具體戰事，僅論述雙方在政治戰略層面的過手博弈，深入地剖析已經發生的事件背後的諸條原因而已。

     

為什麼此文不詳談國共雙方在軍事戰略層面過手博弈的情形呢？除了海內外不乏相關的報導以外，主要是蔣介石丟掉東北乃至整個大陸，其咎不在軍事戰略層面的過失。與之相反，實話實說，蔣在軍事戰略博弈中甚至是勝過毛澤東的，至於大戰略博弈則雙方得失參半，容筆者在稍後一篇文章中予以詳述。

 

歸根結底，蔣之所以敗亡主要源於他在政治戰略層面上犯下的嚴重過錯。昔人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讀者看完此文即可領悟到，在國共戰略博弈中，也可以說：“亡蔣者蔣也，非毛也。”

 

實際上，蔣介石與毛澤東在東北決戰的過程中最終敗衄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究其原因，我們在1993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的《Uncertain Partners—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一書中略予闡述了。下面筆者綜述一下迫使蔣介石丟失東北的八大原因。

 

戰略須擘劃  制敵宜機先

 

第一條原因，中國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後，國共兩黨旋即展開殊死鬥爭。論及宏觀戰略擘劃，中共在決策上佔得先機，這就成為中共得以在兩黨東北博弈中佔上風的前提，也直接促成了日後東北內戰局面陡然變色。

 

抗戰遠未結束時，毛澤東在同日本、汪偽、重慶周旋時，已經著眼於東北的戰略意義，下了先手棋。抗戰結束，毛即決定全力以赴奪下東北。當時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務必傾其全力爭奪東北，只要將東北納入囊中，哪怕喪失全國所有的根據地，也在所不惜。因為只要中共奪得東北，則在日後的國共決戰中，終究也會贏得內戰。

     

（前排從右至左：毛澤東、蔣介石、赫爾利。圖片來源：Getty）

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接受其文官長吳鼎昌的提議，於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電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到陪都重慶談判。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人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的陪同下，從延安乘專機赴重慶。10月10日國共簽訂了《雙十協定》，次日毛澤東在張治中陪同下飛返延安。毛澤東去重慶同蔣介石會晤期間，劉少奇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劉一舉往東北派去了10名中央委員（含四名政治局委員），還趕緊調派兩萬名幹部和11萬軍人趕赴東北。劉還指示下屬：“你們要趕快去搶（地盤）。”

     

相比之下，蔣介石根本沒有正視東北具有的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他的眼睛緊盯住寧、滬、杭這一地帶，並忙於處置全國各大城市的接收事宜，因而遲遲未盯住東北這一塊風水寶地。

 

抗戰結束前，毛澤東已經未雨綢繆，在為一旦戰爭結束後國共爭奪東北之事下先手棋了。1945年4月至6月，中共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特別建議選舉東北籍代表入選候補中央委員。東北軍出身的八路軍晉綏軍區司令員呂正操和山東濱海支隊司令員萬毅都當選為候補中委。後來，這兩人也果然都被派到東北，呂正操擔任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員，萬毅則擔任東北民主聯軍七縱司令員。另外，毛對張學良親弟張學思也作了安排，抗戰結束後就任命張學思為遼寧省政府主席，以資收攬東北人心。

 

蔣介石的人事安排卻反其道而行之。他手上的東北人事資源可比中共多得多。甭說軟禁中的張學良，僅論抗日英雄馬占山、東北元老莫德惠在東北的資歷和名望，就不是呂正操、萬毅可以比擬的。然而，蔣自西安事變後就對東北人懷有戒心，斷不敢啟用東北元老。他派去接收東北的大員如熊式輝、杜聿明、蔣經國、張嘉璈等，均同東北沒有絲毫淵源。東北社會不由彌漫怨艾之歎: 難道在中央就沒有東北人才了嗎？這不是信不過東北人又是什麼呢？

     

對此現象，當年國民黨內二號人物李宗仁曾經口述回憶說：至於莫德惠、馬占山以及尚在監禁中的張學良等，中央若能破格錄用，在號召力方面而言，自可事半而功倍。可是我深知蔣先生對東北人特別忌恨，故未敢提供參考，以免觸其忿怒。

 

歷史上，漢高祖劉邦處理政務時體現的國家領袖的胸懷，就非平凡的政治家所能比擬。漢高祖六年封賞大功臣20多人，其餘人爭功未決，未能封賞。劉邦在洛陽南宮望見將領們常坐在沙地上議論。他問張良：“將軍們在議論什麼呢？”張良說：“他們在商議反叛呀。陛下做了天子，封賞的是所親近的老友，誅殺的是平生仇恨的人。如今將軍們擔憂不能都被封賞，卻會因往日過失而被誅殺，就聚在一起圖謀造反了。”劉邦問：“這件事怎麼辦呢？”張良說：“陛下平生最憎恨，又是群臣都知道的，是誰呢？”劉邦說：“雍齒與我有宿怨，曾多次使我受窘受辱。我原想殺掉他，因為他的功勞多，所以不忍心。”張良說：“趕緊先封賞雍齒，群臣見雍齒都被封賞，就相信自己也能受封了。”劉邦乃設酒宴封雍齒為什邡侯，並催促丞相、御史評定群臣功勞封賞之。群臣酒後都說：“雍齒尚且被封為侯，我們何必擔憂呢？”據此觀之，蔣介石確實缺乏泱泱大國開國領袖所需具有的政治胸襟和氣度，此乃持平之論。

       

至於抗戰結束後，國共雙方在東北所做的軍事準備，也是大相徑庭。在延安指示下，早在8月下旬，冀熱遼十六軍分區曾克林部四千餘人即已抵達山海關，巧遇蘇軍出力開炮轟擊，日偽軍棄守，就此佔據山海關，方便各路人馬出關。9月5日，曾部千餘人即已疾進抵達沈陽，代蘇軍看管一個軍火庫時，一舉搬走三萬支步槍、300挺機槍和100多門火炮。曾部迅即擴充至兩萬多人。

 

蘇聯沒法向國民政府及美國交代，又趕不走曾部，就派一名中校與曾克林在9月14日乘機飛抵延安交涉。當時毛澤東在重慶，中共領導人見曾部四個連才10多天就擴充到全副武裝的兩萬多人，對東北形勢很樂觀。經毛同意，制定“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成立以彭真為書記的東北局趕赴東北，總之要力爭東北，並從山東、江蘇等地抽調10萬部隊去東北，並強調“不用帶武器”，到東北裝備新式武器。毛還特意指示，林彪原定任山東軍區司令員，趕緊掉頭去東北。

 

緊接著，六萬多八路軍來自山東以及由黃克誠率領的新四軍第3師35000人來自江蘇省淮海、鹽阜地區，分別經由海路和陸路抵達東北，成為最早到東北的中共軍隊。1945年11月，黃率部到了東北發現，吃穿都沒有，冬天還穿著從蘇中來時的單衣，士氣一落千丈。

 

黃克誠部出發前，領導對黃說，中央指示稱，東北遍地都是武器，你們把老武器留下來，到東北換新武器。黃對此存疑，堅持帶武器走。黃部是齊裝滿員渡海過來的，沒有落下槍支，卻也是老武器，而山東來的八路軍連槍都沒有帶來。冀東部隊拿著全新日式武器，卻成分複雜，偽滿軍、土匪啥都有，一打仗甚至臨陣倒戈。黃在電報中對毛澤東發出抱怨：“新人新槍，老人老槍。”

 

蘇聯同國民政府簽有協定，大城市須交給國民黨軍隊。中共軍隊的應變措施是在1946年1月統一改稱東北人民自治軍（民主聯軍的前身），表示這是東北本土浮現的軍隊，而不是中共軍隊。蘇軍有了對美國、國民政府推搪的藉口，也就睜隻眼閉隻眼，放任中共在大城市發展，還提供了很多便利。

 

在東北的中共部隊的名稱有一個比較複雜的沿革。這裡需要解釋一下：

 

中共部隊最初進入東北，仍然沿用八路軍、新四軍的番號，後來為便於同駐地附近蘇軍打交道，1945年10月底改稱東北人民自治軍，有時則改稱東北人民自衛軍；

 

1946年1月，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

 

1947年11月25日，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解放軍；

 

1948年8月14日，東北解放軍改稱東北野戰軍；

 

1949年3月11日，東北野戰軍正式改稱第四野戰軍，簡稱則是四野。

     

中共挺軍東北決策早，下手狠。正如下面要論述的那樣，東北戰局出現逆轉，則是在蘇聯把繳獲的關東軍裝備全部提供給中共以後。那批精良裝備包括坦克、炮艇和飛機，至少可以武裝60萬地面部隊。

 

恰如前述，中共那一邊正在調兵遣將，準備在東北及鋒而試，與國民黨軍隊一決雌雄，而蔣介石及國民政府這一邊卻忙於原淪陷區各大城市的接收事務，遲遲未將目光移往東北方向。國民黨軍隊方面，直到10月才由石覺率領第13軍從廣州海運秦皇島，隸屬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延至11月石覺方才率領第13軍向東北進軍，先後攻佔山海關、錦州、阜新、朝陽、凌源等地。

 

1945年底，美國總統杜魯門委託馬歇爾赴中國調解國共爭端，督促全國範圍內尤其是華北地帶雙方停止敵對行動。馬歇爾抵達中國不久即提醒蔣介石要著眼於東北。在他催促下，蔣才開始往東北調動軍隊。及至1946年3月國共內戰加劇，雖然還在邊打邊談，卻正在滑向全面內戰。1947年1月8日，馬歇爾調解以失敗告終，返回美國擔任國務卿。

     

1946年2月、3月，新六軍、新一軍分別運抵東北，可謂姍姍來遲了。蔣介石鑒於東北戰事受挫，急電孫立人自美國返國指揮新一軍。4月，新一軍在孫立人指揮下，向四平猛烈進攻，佔領四平，從而打破了杜聿明五個月來與東北民主聯軍林彪部對峙的僵局。

     

蔣介石往東北調兵遣將，不但見機遲，力度亦嫌不足，形同“添油”戰術。後來內戰戰局接連失利，蔣還歸咎於馬歇爾的建議，他抱怨說聽了馬歇爾的話才誤了大事，因為他將多數精銳美械部隊調往東北，以致最終連南京都缺乏軍隊守衛了。        

     

實際上，縱觀中國歷史，一旦東北方向的軍隊大舉入關，華北必然震動，當局應付不當，則影響全域，甚至導致全國政局發生顛覆性的逆轉。

 

例一：明末清初，清軍入關，佔領北京後，迅即揮師南下，次第擊破李自成大順軍、張獻忠大西軍及南明政權的軍隊。清軍相繼佔領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終於底定全國。

 

例二：1894-1895年甲午戰爭期間，真正讓清廷感到日軍有兵臨北京城下的威脅的，不是北洋艦隊毀於一旦，而是北線日軍為佯攻遼陽、實取牛莊而與湘軍、淮軍、毅軍進行的戰役。在清軍主力被圍殲前，清軍戰地指揮官宋慶下令緊急撤退。在日軍可能緊逼北京的危急情況下，清廷被迫議和。

     

例三：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張作霖率奉軍精銳叩關而入，直系“倒戈將軍”馮玉祥迅即叛變，回師北京，軟禁總統曹錕，直系大帥吳佩孚進退失據，一敗塗地。張作霖、馮玉祥推舉段祺瑞以“執政”名義執掌北京政府，奉系遂控制了北中國，並對南中國軍閥政權構成威脅。

     

例四：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聯合改組派汪精衛、陳公博和西山派鄒魯、謝持等，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與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權對抗。5月，中原大戰爆發。9月18日，張學良發出擁護中央的“巧電”，派軍隊入關。才10多天，東北軍即佔領了平津地區全境。10月15日，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聯電接受和平解決，閻、馮連袂下野，晉軍、西北軍為張、蔣收編。此後，蔣介石核准由張學良掌握華北地區的軍、政、財大權，並節制黃河以北全部地區。

     

以上還是日軍佔據東北整整14年以前的狀況。在日軍佔據年代，銳意開發東北，進行了大規模的工業建設。當時東北是中國唯一有糧食盈餘的大區。東北重工業佔全國的九成：東北鐵路系統管理東北和朝鮮部分地區長度達1.3萬公里的鐵路；東北重工業系統能夠生產鋼鐵、提煉金屬、開採礦山、研發飛機等；東北電力系統負責火力發電和水利發電等。況且，東北密邇蘇聯、朝鮮和日本，彼此歷史淵源久遠，這三國與東北又存在著現實的利害關係。據此，即可體會到東北綜合實力之雄厚以及牽連國際關係之複雜，完全今非昔比了。

 

由此可見，蔣介石只要守住了東北，全國戰局即不致逆轉，南京也不會面對兵臨城下的危局。可是，蔣計不及此。事實上，正是四野裝備精良的百萬雄師日後挺進關內，加在任何一個戰區，均非該戰區國民黨軍隊所能抗衡，國共內戰方才產生不可逆轉的一面倒的局面。蔣在大謀略擘劃上確比毛稍遜一籌。

 

氣度欠豁達  用才不專一

 

第二條原因，蔣介石對於識才、用才並容才的氣度畢竟有限，甚至不如地方軍閥張作霖。張作霖治理東北三省時，尚能破格重用王永江加強吏治，重用楊宇霆實行軍事改革，重用常蔭槐整頓地方吏治及鐵路交通。況且，張作霖用人不疑，讓其放手去做。他們切身感到，論信任之篤、委用之專及待遇之厚，無過於張作霖之於他們了。所以張作霖與這三人的賓主關係成為一時佳話。

 

（圖片來源自網絡）

蔣介石對待首席智囊、新政學系巨擘楊永泰的方法，不失為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其胸懷不夠豁達，視野不夠開闊。楊乃槃槃大才，略不世出。他迭次獻奇計，輔助蔣區別對待各大軍閥，或用兵擊垮，或籠絡安頓，或分享利益，一一作了無害化處理；又借手日本軍政大老，將蠢蠢欲動的少壯派軍人按捺下去，不足為患；並在國統區和蘇區區別對待中共勢力，以致國統區中共力量百分之百被瓦解，中共控制下的蘇區百分之九十被摧毀，最終將中共勢力壓縮至蝸居陝北一隅之地。倘若蔣能繼續容納楊永泰留在他身邊，運籌帷幄之中，折衝樽俎之間，則後來中國政局會沿著另一個方向演變，國共在東北進行決戰的局面也不會出現了。

 

然而，蔣介石卻不此之圖。至1936年，蔣認為國內外大局底定矣，又覺得楊留在身邊出謀劃策，讓周邊人覺得楊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內政、外交層面的見識均遠高於自己，久之，不免非常尷尬。這一年，蔣忍不住予智自雄，就外放楊任湖北省主席。楊赴武昌履新後，一次他在碼頭等候駁船過江時，遇刺身亡。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劉廬隱傳聞涉案被捕。事後此案不了了之。

     

截至1936年，國民政府在內政、外交上出現的新局面，追本溯源，應當首推楊永泰在頂層設計上的貢獻，沒有他的準確拿捏及推陳出新，此等新局面是不可能出現的。當年楊私下感歎，他常居中樞密謀策劃，此術有效卻多詭譎，得罪了諸多既得利益者，恐招陰禍，或許貽憂於未來。若他留在蔣介石的身邊，畢竟蒙有一層保護，一旦離開了蔣，就有喪失性命的危險。

 

正是因為蔣介石外放楊永泰至地方任官，給楊的仇家一個信號，即蔣已經將楊逐出中樞，不予保護了。這層道理，蔣豈有不懂之理？然而，蔣並沒有起到保護楊這位首席功臣的作用。果不其然，楊一語成讖。古人云：“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楊之遇刺而死與蔣不予保護之間的關係，恰如東晉周顗之於名臣王導。

 

至於蔣介石在東北戰場布局時，無論在任命或對待將帥的事務上，都失諸偏頗。先說在“帥”的層面。

 

在蔣介石與下屬討論究竟派哪位大員去接收東北地區時，下屬指出，東北從來沒有被南京中央政府直接統治，1931至1945年則長期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如今蘇聯又控制了東北，中共軍隊趁機大舉進入東北，情勢嚴峻矣。他們建議，從爭取東北民心著眼，不如讓張學良回去主理東北政局，因為東北人普遍對老帥張作霖畏威懷德，又同情少帥幽居蟄伏多年的處境，必定會舍中共而弗由，更願意遵從他的施政。

 

這些下屬還向蔣介石建議，在由少帥加大對東北民眾的政治號召力的同時，委派“小諸葛”白崇禧掌管東北軍事全域，在軍事上同共軍巧相周旋。如此，國民政府在東北同中共周旋時，才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由於蔣介石在心頭對西安事變的陰影揮之不去，對張學良存有心結，自然不願意“放虎歸山”。另外，蔣不無理由地對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實力懷有隱憂，認為白崇禧在東北穩住局面後，聲望日隆，非黨國之福，又出於對自己嫡系部下軍政實力的自信，因此，他對下屬的此項建議不予採納。可見蔣是出於政治而非軍事層面的擔憂而作出這一決定，所以這一決定沒有對症下藥，是非理性的。

     

究其實質，應該歸諸於在識才、用才並容才這一點上，蔣介石畢竟氣度欠豁達，用才不專一。蔣介石應該捫心自問：李宗仁、白崇禧原來也是萍水相逢，為何能夠始終合作無間且榮辱與共呢？為什麼在抗戰時期，蔣介石與白崇禧在全國軍事指揮上又能夠譜出親密合作的佳話呢？

 

北洋軍閥時期，大軍閥尚且能夠破格重用人才，如曹錕之於吳佩孚，張作霖之於楊宇霆、于學忠，李宗仁之於白崇禧、黃紹竑。論軍政才能，曹錕、張作霖、李宗仁均遠不如他們大力提攜的那幾位下屬，卻因為對能人破格提拔，赤心相待，那些能人均戮力報效，分別把這三人推上了高位。為何蔣介石非但不能與傑出的文武人才如楊永泰、白崇禧善始善終，反而演變成凶終隙末呢？

     

蔣介石既然不能重用白崇禧，就決定啟用虎將關麟征出任東北保安司令，並已經征得關的同意。不料蔣卻旋即改變了主意，另外派杜聿明擔任這個職務。事實上，關曉暢軍事，在內戰中戰績不錯，抗戰時對日軍作戰更是連戰連捷，在國民黨軍隊高層中有口皆碑。

 

毛澤東評論國民黨軍隊名將胡璉稱：“狡如狐，勇如虎，宜趨避之。”實際上，關麟征既有胡璉的滑，又無胡璉的怯；既有張靈甫的悍，又無張靈甫的傲。胡璉自己也承認，論軍事指揮才能，本人不如關。胡璉在軍事指揮上就佩服關麟征。

     

關麟征是第52軍首任軍長，在他嚴加訓練以後，各級軍官在戰時配合默契，因而該軍戰力強勁。他還在該軍內部淬煉出了若干文武雙全的強悍戰將。

 

在東北戰場上，該軍由軍長劉玉章統率，多次與林彪部激戰，始終未遭受重大的挫敗。林彪部強攻錦州時，劉率該軍隨廖耀湘兵團馳援錦州，拱衛後路。當廖兵團被林彪部多個縱隊合圍時，劉見勢不妙，當機立斷，率領該軍尋覓突破口，迅速退至營口即布置防務。具體辦法是，每個碉堡群安排一個連守衛，另外安排數輛卡車負責接應，一旦安全沒有問題，卡車即出發運輸該連官兵前往碼頭，這樣一站接著一站撤退，攻守配合，進退相宜。該軍成為東北戰場上唯一成建制撤退至南方的部隊。

 

渡江戰役後，劉玉章率該軍在上海郊區月浦與解放軍三野血戰後，該軍又是唯一成建制撤退至台灣的部隊。在兩次大戰役中，在國民黨軍隊遭遇顛覆性敗局時，劉均能率該軍安全撤離，成為國共內戰中的異數。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還一度打算派劉率該軍赴朝鮮半島，代表台灣參戰。該軍整裝待發之際，被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否決。劉對關麟征的軍事指揮與軍事教育欽佩之至，關的軍事才能略見一斑矣。

 

杜聿明曾經做過關麟征的副手。抗戰時杜的戰績和地位都不如關。關對杜的軍事才能評價說，杜的長處是儘量不輕易得罪人，短處恰是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能力和經驗不足。蔣介石卻委派杜主持東北諸兵團與中共最擅於軍事指揮的林彪所部激戰，恰恰是用其短處，焉能不敗？

 

蔣介石為何改派杜聿明去東北做保安司令呢？原來蔣的左右手陳誠與關麟征積怨甚深，在蔣打算任命關主持東北軍事時，陳誠對蔣陳述了不同意見，加上蔣認為關平日有些恃才傲物，不像杜聿明那樣恭順聽命，就隨即改變了主意。這一改，就嚴重影響了東北國共內戰的結局。

     

杜聿明不但欠缺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能力和經驗，並且缺乏戰略判斷能力。一個小插曲可以說明這一點。蔣介石任命杜擔任東北保安司令以後，杜為了要在北平接受一項小手術，居然無所事事地逗留在北平，消極地等待醫院床位的空缺。這時軍統負責人戴笠恰巧在北平處理公務，聽聞此事，造訪杜時為他剖析東北的戰略重要性，力勸他儘快赴沈陽履行職務，並且親自聯繫醫院及主刀醫生，高效率地安排杜接受了此項手術。

 

1960年，前軍統第八（總務）處處長沈醉從戰犯管理所被特赦後，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專員期間，寫了數篇描述戴笠的文章。一次杜聿明當面對沈說，沈把戴描述成只知道殺人的惡人，顯然違背了事實。他問沈醉：倘若戴是個僅能殺人的惡人，豈能做出這麼大的局面呢？想來戴那次在北平確實給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問題在於，杜乃是獨當一面的將帥，戴不過是特工首領，杜的戰略判斷能力卻反而不如戴。由此可見，論杜的戰略判斷能力，充其量僅屬於解決問題的中智而已，距離消除問題的上智遠甚。

     

其實薛岳也是一位相當傑出的戰區指揮官。日軍攻佔南京後，鋒芒畢露，第101師團、第106師團於1938年夏秋之交猛攻江西省瑞昌縣。薛岳率所部在南潯鐵路戰場機動作戰，並在萬家嶺地區重創這兩個師團，並在德安乘勝追擊，收復九江以南全部失地，阻滯了日軍南進。在抗戰初期，萬家嶺大捷對中國軍民起到了興奮劑的作用，可以與台兒莊大捷相提並論。1939年至1942年，薛岳率部又取得三次長沙大捷。1947年1月魯南戰役中，粟裕部圍殲了歸薛統率的第一快速縱隊，蔣介石歸咎於薛指揮不當，褫奪了他的軍事指揮權。從此，蔣看薛不順眼，長期予以投閒置散。

 

假如蔣介石任命張學良去東北處理政務，並委派白崇禧、關麟征、薛岳中任何一人去東北掌管軍事，將比熊式輝、杜聿明的搭配起到更大的作用。實際上，蔣派到東北主持軍事全域的三位統帥杜聿明、陳誠、衛立煌中，且不說忠誠度，誰能有白崇禧這樣的槃槃大才呢？

     

蔣介石出於對未來國內政情動向的隱憂，介入了當下對軍事布局的考量，因而軍事布局時欠缺對症下藥的針對性。三年後，這一失策連同其他負面因素終於對國民黨在東北的統治產生了顛覆性的後果。

 

上面說的，是蔣介石在“帥”的層面任命或使用上失諸偏頗。本文最後一節還要論及蔣在“將”的層面任命或使用上的關鍵性失著。

 

綜上所述，蔣介石對待戰區主帥時氣度缺豁達，手法欠高明，用才又不專一。他在這方面的表現確實比不上毛澤東對待戰區主帥時的豁達大度。接下來，再談談蔣選拔主帥時還缺乏知人之明。

 

1947年9月，陳誠以東北行轅主任的身份掌管東北軍權之後，戰局每況愈下，軍情愈益緊急。蔣介石乃請華北傅作義部隊馳援。傅部出動了數個師級部隊進抵東北戰場以後，作戰強悍，在局部地區確實扭轉了戰局。

 

（圖片來源自網絡）

這裡需要介紹一下傅作義部隊的獨特情況。在所有的國民黨軍隊中，傅部與眾不同，在東北戰區作戰時，表現傑出，是因為傅部確實擁有幾處強項：

 

首先，抗戰時傅作義就在轄區實施減租減息。傅部在轄區將地主的土地清丈以後，限制地租，又將領主、地商開墾土地卻未交地價者收歸國有，永遠租給佃農。所以，傅部具有保持良好的軍民關係的傳統。

 

傅部抵達東北以後軍紀嚴明，不但毫不擾民，而且抵達駐扎地點後，官兵即主動上門為百姓挑水、幹活，一開口就是“大爺、大娘”，就像過去閻錫山對蔣介石指責傅作義“赤化”、“七路半”那樣，百姓交口稱譽說“八路來了”。況且，“七路半”做了好事，卻不搞嚴酷的階級鬥爭，百姓不論貧富，皆大歡喜。

 

其次，傅作義恢復當年北伐軍設立政治部的做法，在其二戰區北路軍設立政治工作委員會，所部各級設立政治工作機構，制定《北路軍政治工作守則》，還制定《十項紀律》以資官兵遵守。一般傅部官兵都知道基本的政治常識，也明白究竟為了什麼而要打仗。

 

傅部各級還設立奮鬥室，軍官家屬組成眷屬團，軍人子弟上奮鬥小學、奮鬥中學。所以，傅部官兵體會到，在這裡服役可以做到老有所養，少有所教。

 

華北存芥蒂  東北通中共

 

另外，傅部貪腐現象罕有。傅作義以身作則，各級指揮官生活儉樸，與士兵穿相同的棉布軍服，腰扎細皮帶。傅部還實行經濟公開，監督嚴格。高級指揮官本身廉潔，豈容下屬貪腐呢？因此，傅部伙食標準比較高，士兵有足夠的營養。當傅部士兵出現在東北百姓面前時，就是一夥身材壯實的華北小夥子，外貌和氣質與其他國民黨軍隊的士兵不同，給予百姓比較深的印象。

       

再次，傅部能打運動戰，機動能力強，聚散能力強，而且部隊打不散，散了還能再次聚集。當年中共軍隊的特點就是聚散能力強，部隊打不散。國民黨軍隊一位高官著文稱，他曾經俘獲一批中共軍隊指戰員，留下一批十幾歲的少年兵，隔了幾年，卻發現依然“養不家”，而這批少年兵回到中共軍隊，即如魚入水。

 

真正體現出一支軍隊戰鬥力的指標，應該是聚散能力強，這樣才能打持續的運動戰。這一條即使西方國家軍隊也難以做到。傅部聚散能力強的原因，自然是部隊凝聚力強。這在國民黨正規軍隊中可謂絕無僅有。

     

最後，傅部進入東北戰場後，遵照傅作義送行時的囑咐，尤其是與中共軍隊對決時，“備多則力分”，軍隊務須集中使用，切忌分割使用。每當傅部進攻時，聚焦於一點，往往無堅不摧；防守時，各部互成犄角，形格勢禁，對方無從下手。

 

如前所述，傅部進入東北後，不久即在局部地區扭轉了局面，民主聯軍反而轉入了劣勢。此時毛澤東命令華北聶榮臻所部軍隊加強攻勢，以逼迫傅作義調動所部自東北回援華北。

     

1947年11月，蔣介石任命傅作義為華北剿總司令，河北、察哈爾、綏遠、熱河及山西北部五省軍隊悉數歸其指揮。這些軍隊中包括蔣介石嫡系石覺、李文兩個主力兵團。

 

至此，東北行轅則認為東北大局已經有望改善，傅部再待在東北，則行轅的面子掛不住了。至於蔣介石也有另一層考慮，認為傅部長待在東北，不啻傅系政治勢力將從華北延伸到東北了，終究亦非佳事。於是蔣以華北情勢告急為由，讓傅部從東北撤回華北。此番情景早被毛澤東料准了。

     

實際上，就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固本大計而言，華北襲擾僅癬疥之疾，東北變色實心腹之患。蔣介石計不及此，又囿於派系之見，乃出此下策。

（圖片來源自網絡）

1948年3月，蔣介石在南京當選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他要倚重兒子蔣經國實行改革。6月，蔣經國寫信給父親稱，“上海經濟問題確極嚴重……非下最大之決心，實不能使此方案得能實施”。8月，蔣介石有心遏制物價，打擊投機，以挽回民心。蔣經國被派去上海“打老虎”，督導經濟管制。

 

蔣經國在上海辦案查到了杜月笙之子杜維屏，杜月笙為維護保全兒子，就向蔣檢舉孔祥熙兒子孔令侃一手經營的揚子公司非法囤積大量物資。此時杜散布各處的門徒早就搜集了相關證據，圖文並茂，請蔣給予查處，以示公正無私。

 

9月30日，蔣經國委派檢查組從揚子公司查獲新型汽車100輛、配件幾百箱、西藥200餘箱。國人都在關注蔣經國究竟如何處置此案。當晚孔令侃打電話向姨媽宋美齡求救，宋美齡迅即飛抵上海並致電蔣介石告知此事。這時蔣介石正在北平與傅作義緊急商議軍情，於10月8日飛離北平抵達上海，囑蔣經國別再追究孔令侃，標賣查抄物資，並讓孔遠赴美國。揚子公司案就此草草了結。

 

傅作義乍聞此事，痛感在蔣介石心目中，國家大事竟然比不上家族小事，民國之事不堪聞問了。從此，傅作義與蔣之間存在的芥蒂更加擴大了。

     

（毛澤東宴請衛立煌。圖片來源自網絡）

至於接替陳誠處理東北軍務的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雖然算是蔣介石的嫡系，卻私下與毛澤東早通款曲。他在抗戰時訪問過延安，毛澤東竭誠款待，他深受感動，即一次性送給八路軍100萬發子彈、25萬顆手榴彈和180箱牛肉罐頭，外加三個師的夏服、醫療器材以及50部電話機、兩部電話總機，還通知八路軍把國民黨軍隊在晉南運城、臨汾的軍火物資全部運走。

 

抗戰結束後，衛立煌同留學美國歸來的美女韓權華結婚後，兩人一起出國考察。他倆在法國遇到聲學專家汪德昭，陪同旅遊歐洲列國。多年後汪德昭親口講述，衛、汪兩人在瑞士有過一次深談，衛知悉汪是法共黨員，即托汪幫他與中共接上頭。衛還在委託汪轉交中共的親筆信中寫道：“我很願意跟貴方接觸，但此事事關機密，萬請保密。”這條線溝通途徑是經過法共、蘇共，才抵達中共，資訊回饋也是經由中共、蘇共、法共，才抵達汪處。

 

蔣介石鑒於心腹陳誠胃病加劇，難以在東北繼續主持軍事。當時華中剿總司令是白崇禧，華北剿總司令是傅作義，均非蔣的嫡系，如果東北剿總司令也不是蔣的嫡系，則自東北至華中南北一條線均掌握在非嫡系軍人手中，茲事體大。於是蔣就催衛立煌趕緊回國，並在1948年1月任命衛為東北剿總司令。

 

衛立煌囑咐汪德昭回國在他身邊同中共溝通，並授予少將軍銜。中共最後從巴黎輾轉送來一則口信說，讓衛靜觀其變，能做什麼就做點什麼。此則資訊意即衛在所部與東北解放軍決戰時消極應對就可以了。果不其然，在即將到來的遼沈戰役中，衛在指揮所部作戰時確是儘量採取消極甚至不作為的辦法。

 

例如蔣介石最早看出蘇聯在東北起到的作用過於巨大，國民黨軍隊待在東北，最終可能會被中共軍隊甕中捉鼈，導致全軍覆沒，要求衛立煌率領全軍撤出沈陽，到錦州集中待命。如此錦州重兵集團背靠華北傅作義重兵集團，兩大重兵集團可以互動配合，改變了原來在東北孤立、被動的局面，形成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態勢。衛立煌則稱，當初蔣給予他的使命是守住沈陽。如果他撤出沈陽，路上會被林彪部全殲。衛又在蔣面前連連對此發誓。接著，衛又問蔣：何況，豈能棄置長春守城的孤軍於不顧呢？一時蔣為之語塞。總之，衛軟磨硬推，拒不執行蔣的命令。

 

於是蔣介石召來東北機動兵團司令廖耀湘，命廖單獨執行此項命令，而廖在法國聖西爾軍校留學六年，懷有濃重的西方軍中倫理觀念，不明變通之理。廖對蔣說，按照軍中倫理，最好還是由蔣明確指示東北剿總衛總司令，然後由衛總司令發出命令由廖執行，才是名正言順。然而，衛始終拒絕發令，而蔣又不到最後時刻不克強制衛執行命令。如此上下扯皮，耽誤了事機。

 

說到底，癥結還是蔣介石不到大禍懸於頭頂，缺乏看透戰局危殆的嚴重性的悟性。君不見，蔣在最後關頭親臨沈陽剿總，不是也發出並付諸實施廖兵團緊急馳援錦州的命令了嗎？究其根由，若論國民黨軍隊指揮體系之弊病，畢竟還是蔣本人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又如蔣介石指示，國防部聯勤往東北運送炮彈時，大部分應該送往錦州，卻被東北剿總執行衛立煌的命令予以截留了，以致九成炮彈都被送往沈陽。及至遼沈戰役打響時，錦州守軍嚴重缺少炮彈，而沈陽堆積如山的炮彈卻一發沒有用上，都被東北解放軍進城時繳獲了。

 

再如1948年9月12日東北解放軍發動遼沈戰役。在初始階段，林彪部全力攻打錦州周邊據點時，衛立煌一再拒絕發兵為錦州解圍，貽誤了戎機。26日，參謀總長顧祝同抵沈陽監督出兵馳援錦州事宜。28日，衛邀約廖耀湘一起當面請顧返南京向蔣陳述東北將領關於暫緩馳援錦州的意見。10月2日蔣介石親赴沈陽，命令第九兵團司令廖耀湘指揮所部從沈陽出發西進，以解錦州之圍，並與東北解放軍進行決戰。遲至此時，衛仍然不同意由沈陽派出主力野戰兵團解除錦州之圍，只是迫於形勢，無可奈何而已。

 

另據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一書指出，在10月2日蔣介石命令廖耀湘野戰兵團西進馳援錦州的同一天，林彪正在開赴錦州的火車上接獲此消息，產生了猶豫，又提出回師進攻長春的建議，受到毛澤東批評。在政委羅榮桓的勸說下，林彪方才打消了回師長春的想法。直至林彪指揮東北解放軍發動遼沈戰役20天以後，他對攻下此役首個目標尚且如此沒有信心，由此可見，假若衛立煌早在9月中旬從沈陽出兵西進錦州，遼沈戰役完全可能出現另一番結局的。

  

再如廖兵團向西馳援錦州時，救兵如救火，理應快速挺進，衛立煌卻命令廖兵團穩扎穩打，先去彰武、法庫，美其名曰截斷東北野戰軍的補給線。須知錦州守軍已經多日面對東北野戰軍主力的猛攻，戰況危如累卵，期盼援軍的急切心情，猶如大旱之望雲霓。11日，廖兵團佔領彰武、新立屯後，卻在該地區徘徊，原來是遵循衛的指示，在等待與由西向東救援錦州的華北侯鏡如兵團會師，因而再次延遲馳援錦州的行動。

 

至於侯鏡如，也早已與中共互通款曲，耽誤了本兵團啟程東進的日程，率部在塔山被阻擊。侯兵團抵達葫蘆島時，衛立煌專程飛到葫蘆島，對侯鏡如說，“你這個兵團要解錦州之圍，不容易。要穩扎穩打。廖耀湘看來是不太行”。侯鏡如更不肯拼命作戰了。

 

再如東北解放軍於14日向錦州發起總攻，次日晚佔領錦州全城。林彪旋即指揮數個精銳縱隊乘勝回師東進合圍還在彰武周遭逗留不進的廖耀湘機動兵團。廖兵團理應向營口兼程急進，衛立煌卻斷言退至營口也不安全，催其火速退回沈陽固守。廖再度首鼠兩端，舉棋不定，又耽擱了不少時間。至此，國民黨軍隊的精銳野戰兵團就難以逃脫滅頂之災的命運了，最後僅關麟征舊部劉玉章統率第52軍成建制地從營口港乘船安全地撤退回到南方。

 

衛立煌究竟在東北國共決戰之際起到什麼作用呢？還是用周恩來的話給予定義吧。周恩來稱之為“起義將領”。再者，1961年1月17日，衛在北京病逝。20日舉行了首都各界對衛公祭儀式，由周恩來主祭。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致悼詞稱：蔣介石“派衛立煌同志擔任東北‘剿總司令’。當時衛立煌同志鑒於大勢已去，沒有積極執行蔣介石作垂死掙扎的‘反攻’命令”。其後衛夫人韓權華發表悼念文章稱，衛在國共內戰戰場上消極應付，最終為東北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

 

遼沈戰役結束10多年以後，一次杜聿明詢問韓權華，當年錦州守軍急待救援以挽回危局的狀況已經明朗化了，為什麼衛立煌仍然按兵不動、坐待覆滅呢？對此，杜實在不能理解。韓認為，衛在東北之所以不執行蔣介石關於緊急救援錦州的命令，就是要將蔣拖垮。衛曾親口對夫人說：讓蔣介石盲人瞎馬，看他怎麼走。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衛立煌沒有在東北公開起義呢？因為廖耀湘對蔣介石非常忠誠，又掌握了東北國民黨軍隊中最精銳的野戰兵團，所以衛能夠做到的就是關鍵時刻從中作梗，讓蔣的命令難以貫徹下去。此外，衛還盡力保護了沈陽重要工業設施和文物建築，等待解放軍接收。

     

綜上所述，衛立煌以蔣介石嫡系大將及東北剿總司令的地位，指揮數個強勁兵團，僅在東北戰場上消極不作為或者干擾、破壞正確的決策，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其惡果遠甚於幾個軍的倒戈投向對方陣營。然而，挺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是蔣本人親自授予衛指揮東北全部軍隊的大權的。

     

說到底，蔣介石缺乏明君應該有的知人之明。在用人問題上，在東北戰場上，白崇禧、關麟征可以做統御全域的統帥，孫立人、陳明仁、劉玉章可以做獨當一面的戰將。這樣的全才、將才，就在蔣的身邊，他卻棄而不用或用而不專。他重用的統帥是衛立煌、戰將是廖耀湘，不是心存作梗甚至搗蛋之念的主帥，就是迂腐而不知變通的庸才。僅此一項，當年毛澤東與其同儕躍躍欲試，正在規劃及鋒而試，進而問鼎中原之際，蔣欲求戰勝中共軍隊，豈非難於上青天乎？

蘇聯供武器  裝備六十師

 

第三條原因，蘇軍攻佔東北全境並俘虜了近60萬關東軍，如何處置繳獲的大批武器裝備，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最終這批裝備全部轉移給了東北解放軍。畢竟蘇聯同中華民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況且蘇聯對外關係既受到美國強勢外交、軍事態勢的制約，也受到雅爾塔協定及其體系的約束，而中共軍政幹部正在軟磨硬纏地要求蘇聯駐東北的軍隊移交繳獲的關東軍武器裝備，在當地盡人皆知，蔣介石及國民黨體制卻沒有經過外交及其他途徑作出任何交涉及應對，而且國民黨軍政部門及情治系統也沒有引起任何警覺，結果聽任蘇軍進行這項裝備轉移。當解放軍在戰場使用這批裝備之時，終於成為國民黨軍隊不可承受之重。

 

如前所述，當年中共軍隊火急趕赴東北，大部分是來自山東省的八路軍，也有部分來自江蘇省淮海、鹽阜地區的新四軍部隊。後來這批軍隊統一改稱“東北自治軍”、“東北民主聯軍”，1947年11月改稱為“東北人民解放軍”。

 

最終東北解放軍人數發展到超過100萬人，配備的武器裝備不亞於國民黨軍隊，甚至更為精良。絕大部分武器裝備既非來自繳獲國民黨軍隊所得，也不是源自解放軍控制下位於大連、哈爾濱、佳木斯的軍工企業，而是蘇軍直接撥付的，其過程相當複雜。  

 

蘇軍對如何處置繳獲關東軍的武器裝備的過程曲折而微妙。蘇軍先是允諾全部裝備交給出關的東北民主聯軍，以致中共信以為真，出關的不少軍隊都是徒手去的。其後蘇軍鑒於會影響同國民政府的邦交引起外交交涉以及對美國外交反制行動的憂慮，因而出爾反爾，拒不把繳獲的武器交給民主聯軍。當時民主聯軍的裝備狀況形成尷尬的局面，即八路軍、新四軍的老部隊是徒手的，而自滿洲國軍隊投奔過來的新部隊則是全副裝備。再後來則是中共幹部同部分蘇聯駐軍打交道，軟磨硬纏之後，蘇軍開始零星地把繳獲的裝備交給了民主聯軍。

 

隨後蘇聯對待一觸即發的國共內戰的立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原因之一，蘇聯不願意眼見明顯親美的國民黨軍隊在同蘇聯接壤的東北地區舞槍弄炮。原因之二，北朝鮮在蘇聯軍事控制下，當年蘇聯並不與北朝鮮接壤，蘇聯要向北朝鮮蘇聯駐軍輸送給養或者向北朝鮮運送援助，在相當大程度上要借重建在東北境內而在蘇聯管轄下的中國東方鐵路（簡稱中東鐵路）。蘇聯擔憂一旦國民黨軍隊在東北站穩腳跟，或許會在關鍵時刻卡住蘇聯往北朝鮮運送軍事物資。這可能是莫斯科更重要的考慮因素。這兩層顧慮促成蘇聯轉變了原先在處置關東軍武器裝備問題上的立場。

 

蘇聯改變政策的轉捩點則是中共代表何長工與斯大林駐華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其職權之重遠超過蘇聯駐華大使）之間的交涉。1947年秋冬之交，中共中央東北局軍工部長何長工奉命攜帶文工團和大批美酒去滿洲里，找科瓦廖夫洽談移交蘇軍繳獲的關東軍武器裝備。

 

科瓦廖夫興高采烈、得意忘形之際，何長工趁機對他施加壓力。他說，這次文工團也給你帶來了，美酒也送給你了，你再不簽字批准裝備轉讓，我們可要向斯大林同志報告這一切情況了。科瓦廖夫頂不住何長工的軟磨硬泡，終於鬆口批准將運抵滿洲里準備運去蘇聯回爐煉鋼的關東軍輕重裝備全部送給民主聯軍。科瓦廖夫心有不甘，開口問何長工：“像你這麼調皮的人，你們那邊還有嗎？”何長工回答說：“比我更調皮的多著呢。”

 

何長工在回憶錄中聲稱，民主聯軍接收的這批軍械可供陸軍各兵種使用，可以裝備一支60萬人的軍隊。蘇軍前後還另外移交給民主聯軍一些武器裝備，甚至包括軍機和軍艦。另有資料稱，蘇軍移交給民主聯軍的武器約有槍50多萬支、各種火炮2000多門及無數彈藥。民主聯軍更在大連、哈爾濱、佳木斯建立了軍工企業，大量生產炮彈支援解放軍在關內外作戰。後來粟裕坦承，解放軍贏得淮海戰役一是依靠大連軍工廠生產的大量炮彈，二是依靠土改後農民組織的小車運輸隊。

數以百萬計的東北解放軍裝備著精良武器，投入任何一個內戰戰場，均非該戰區國民黨軍隊所能抗禦。無怪乎毛澤東接到東北解放軍的報告後說，“林彪肥的很啊！”

 

其後四野發起遼沈戰役，把白布遮掩的幾十輛坦克經鐵路運抵錦州城下，突然發起猛攻。錦州城防司令范漢傑聞悉四野用坦克集群在雪地上發動攻擊，驚呼“老毛子坦克過來了，這仗沒法打了！”這批犀利軍械在戰場上的震撼作用，略見一斑。

（作者是前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