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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氣候特使今年二度訪華，這次到了離北京更近的天津。不過，從上海到天津容易，到北京去卻是咫尺天涯。氣候特使克里兩次訪華都空手而歸，凸顯中美關係的大氣候沒有任何改善。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就在克里訪華的同時，美國遭遇颶風襲擊，從路易斯安那到紐約市，颶風暴雨帶來的災害令人恐懼。而在之前的7月，中國河南特別是省會鄭州市也遇到罕見極端暴雨襲擊，遭受嚴重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氣候異常之際，中美兩強本應攜手合作，為全球作出榜樣，就像當年兩國合作達成《巴黎氣候協定》那樣。然而，現實的意識形態分歧和地緣政治衝突，讓陷入激烈博弈的兩個全球強國，無法進行深度的氣候合作。

 

分析家們注意到，克里作為美國氣候特使，在天津受到中國氣候特使解振華的會見。然而，國務委員、外交部長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以及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只是對克里進行了視頻會見。這也預示著，克里訪華雖然獲得比四個多月前在上海更高規格的待遇，但兩國在氣候合作上並未實現任何突破。

 

（圖片來源：美聯社）

經過特朗普時代的破壞，拜登執政階段中美關係變得更糟。拜登政府既要對華“極端競爭”又要中國對美合作，如此矛盾的外交邏輯即使對效果也是無解的。尤其當前，陷入一片混亂並飽受盟友和美國批評的阿富汗撤軍行動，都被總統拜登解讀成以便更有效地對抗中國和俄羅斯。在拜登政府毫不掩飾的反華氛圍下，中國不可能在美國“極端競爭”的壓力下，配合美國去做符合美國利益的事情。

 

如此大氣候下，克里特使來華談氣候合作，自然不可能有所作為。何況，作為奧巴馬時代的國務卿和美國不多的知華派，克里並非現任拜登政府的核心幕僚，而是編外的特使。他來到中國，代表拜登政府談氣候合作，顯示出拜登政府的投機主義色彩。克里在中國的一番高論，也讓中國覺得不可思議。

 

克里在9月2日的記者會上強調，“氣候是沒有意識形態的，不分敵我的，也不是一個地緣政治武器”，並指出“這一點很關鍵……無論我們有什麽分歧，我們必須應對氣候危機”。克里不講政治講氣候合作，似乎要求中國求同存異，看上去很真誠，也很符合他的特使身份。然而，這樣的“真誠”卻經不起推敲。

 

雖然氣候議題本身沒有意識形態，但卻是拜登政府最大的意識形態。一方面，重視氣候變化，是民主黨政府的政策理念，也是美國兩黨矛盾的焦點。作為兩黨矛盾的焦點，氣候變化在美國沒有意識形態嗎？另一方面，奧巴馬時代美國加入《巴黎氣候協定》，特朗普時代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拜登時代再重新“入群”。美國政府在氣候變化上的反復無常，體現出氣候變化成為兩黨最大的意識形態分歧。美國兩黨尚未在氣候變化上達成共識，就要求中國不講意識形態，這在邏輯上難以自洽。

 

此外，拜登政府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不僅是為了宣示“美國回來”，而且是為了重建美國在西方的盟主地位，更重要的是成為美國結盟反華的外交手段，繼而鼓動了英法德等國艦隊到南海區域耀武揚威，使美國主導的“四方機制”蠢蠢欲動。事實上，美國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的氣候政策，成為了美國對華進行地緣政治搶逼圍的催化劑。由此，拜登政府巧妙地將氣候變化的純粹理念，包裝成了凝聚西方意識形態的美國結盟反華的工具。

 

國際關係是殘酷的，美國反華既成戰略，氣候合作也變成施壓中國的策略手段。在此邏輯下，克里來華談氣候合作，或逼中國按照美式意願承擔更多責任，在中國看來不是空談陽謀就是執行拜登政府的反華陰謀。或者說，在美國極度反華的大氣候下，要求中國承擔義務是可笑的。

 

王毅國務委員直言，在目前中美關係的大環境中想把中美氣候合作升級是“不可能”的。他要求美國“停止把中國視為威脅或對手”。克里特使作為曾經的美國國務卿，應該深諳國際關係的基本邏輯，即使美國面對一個小國，也不可能做到一邊極度施壓一邊要其配合美國進行合作。

 

況且，談及氣候變化的具體問題，美國也沒有要求中國推動減排目標的權力。中國2006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但相比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的碳排放量，還是微不足道。此外，中國已經給出了清晰的減少碳排放路線圖，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20%左右，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圖片來源：美聯社）

雖然美國的碳排放目標看似雄心勃勃。按照拜登總統的說法，到2030年，美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將較2005年的水平減少50%到52%。如此宏偉目標，誰知道下屆美國政府會不會放棄呢？但是中國會一如既往，按照自己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實施節能減排。所以，從長遠的應對氣候變化看，美國是在“畫餅”中國則在“篤行”。

 

當然，作為全球最強的兩個國家，中美兩國存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前景。但前提是，美國必須放棄反華戰略。

 

 

（作者是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