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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為結構性和情勢性兼具的中美互動式博弈，再加上全球新冠大流行的巨大刺激作用，由拜登政府大力推進、各自以中美為首的兩大聯盟的對抗和競鬥格局已初露端倪，或者說世界權勢政治格局的兩極化已開始啓動，而且在短期和中期內大概將變本加厲。

 

然而，倘若像很可能的那樣，未來中美競鬥和對抗加劇、中美衝突的可能增進，那麽世界權勢格局的長期趨勢大概會與短中期狀態相反，即全球或將分裂為中美各自為首的兩個“緊密陣營”和一個非常巨大的“中間區”，後者將逐漸形成共同的意識形態特征，伴之以相應的國際政治實踐。代表未來世界政治主潮的也許將是這個中間區，而非超級大國。

 

1、短中期狀態（上）：印太四國聯盟

 

隨著中美對立和競鬥的迅速加劇，日本成為世界格局中美國戰略陣營內的頭號協從。特別與台灣問題上嚴重的軍事政治緊張密切相關，日本加強與美戰略配合，嚴重衝擊甚而損毀作為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台灣問題底線。2021年3月16日舉行的日美“2+2”會談發表的美日聯合聲明特別提到“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共同社據出自日本政府的消息報道稱，岸信夫與奧斯汀在會談中約定，台灣海峽兩岸間爆發軍事衝突時，日美兩國軍隊將就保衛台灣緊密合作，日本很可能派遣自衛隊保護從事軍事干涉的美國戰艦和軍機。4月4日，日本首相菅義偉發表電視講話，說台灣的和平與穩定乃區域關鍵，“至關重要的是日美合作，使用威懾去創造一種台灣和中國可以在其中找到和平解決的環境”。菅義偉4月15日抵達華盛頓與拜登舉行美日峰會，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宣告，美日“強調跨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鼓勵和平解決跨台海問題”。這是自1969年尼克松佐藤聯合聲明（提出台灣對日本安全是重要因素）之後，美日首腦聯合聲明中再次提到台灣問題。

 

日本共同社2021年4月24日報道，據日本政府消息來源，內閣正在研究美中兩國就台灣問題發生軍事衝突情況下日本自衛隊可能的反應方式，在現行國家安全法律限定範圍內，研究集中於三種形勢：安全危機浮現，若不抑制就很可能衝擊日本安全；“緊密夥伴”遭受攻擊，危及日本生存；日本自身遭到直接攻擊。

 

大概，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6月28日對美國赫德遜研究所的演講最能表現菅義偉內閣的心迹甚或真實立場：必須在中國對台灣的巨大壓力面前“覺醒起來”，“保護作為一個民主國度的台灣”。更有甚者，7月6日副首相兼財政大臣麻生太郎對記者稱，日本在密切監察台海局勢。他在7月5日的演講中強調，如果台灣問題爆發危機，就可能造成“威脅（日本）生存的形勢”，“沖繩可能是下一個目標”，因而日本將與美國派遣軍隊聯合干涉。

 

拜登政府將印太當作對華戰略乃至整個對外戰略的最關鍵概念，確認和宣布印太四國聯盟在美國的印太區域政策中起“根本的、基石的”作用。印太四國聯盟，還有美日澳以外的主要海洋發達國家英國及加拿大，已構成美國戰略陣營的首要基幹。2021年2月18日，印太聯盟四國外長舉行線上會議。會議結束後，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告訴記者，“四國外長一致強烈反對中國以武力改變印太區域現狀的任何企圖”。3月12日，由拜登政府提議的印太聯盟四國政府首腦峰會線上舉行，發表聯合聲明稱，四國聯盟將為在東海和南海“應對基於規則的海洋秩序遭到的挑戰”便利合作，並且針對中國的“疫苗外交”約定，資助印度大力增長新冠肺炎疫苗生産能力，將巨量疫苗輸往東南亞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

 

3月16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協調員庫特·坎貝爾接受澳大利亞報紙採訪，說中國不停止對美國的緊密盟國澳大利亞的經濟強制，美國就不會與中國改善關係。此後，“經濟強制”成為美國及其發達盟國對華主要抨擊之一。5月5日，G7外長會議閉幕時發表公報，宣布“我們將集體努力，面對專斷的、強制性的經濟政策和做法促進全球經濟適應力”。在中國政府5月6日宣布無限期暫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之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5月13日對新聞界重申坎貝爾先前所言，說“我們已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表明，針對我們的最親密夥伴和盟國的此類行動將怎樣阻礙我們自己對華關係的改善”。順便可以注意，針對對華態度較溫和、力求維持和發展與華自由貿易關係的新西蘭，或許是在華盛頓的支持和鼓勵下，澳大利亞總理斯考特·莫里森飛赴新西蘭，5月31日在旅遊地皇后鎮當面遊說新總理傑辛達·阿德恩。阿德恩表示，新西蘭在貿易和人權問題上對華維持“強有力立場”，與澳大利亞的相似。

 

4月28日，莫里森宣布，澳政府將支出5.8億美元，在2026年以前完成北部四個軍事基地的改建升級，並且與之相連擴展澳軍與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聯合演習。此前3月中旬，美國防部長奧斯汀訪問印度，與印度總理莫迪和國防部長辛格達成共識，要深化美印“戰略夥伴關係”和防務、情報、後勤合作，以“威懾中國或任何其他想要與美國較量的國家”。2月3日，一架B-1B戰略轟炸機由一架印度戰鬥機伴飛，抵達班加羅爾國際機場，這是美國轟炸機1945年之後首次飛抵印度次大陸。印太司令部請求國會五年內撥款273億美元，作為新計劃“太平洋威懾倡議”(the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的資金。該計劃除加強關島的導彈防禦外，還為下述兩個項目提供資助：（1）印太美軍與四國聯盟其他成員國的聯合演習；（2）加強信息技術，以便衝突爆發後阻止中國鎖閉印太區域內盟國的通訊。到6月上旬，五角大樓正式請求國會為“太平洋威懾倡議”撥款時，款額已超過500億美元，提議的資助項目也相應增多，添上了新的夏威夷雷達防禦、太平洋地區海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兵員增加、更多情報和偵察資産等。

 

（2020年10月，四國聯盟峰會在日本舉辦。圖片來源：路透社）

 

2、短中期狀態（中）：歐盟、北約、韓國

 

印太聯盟正在迅速有效地推進自身的擴展，爭取直接或間接地包括英國和歐盟主要國家，與北約密切勾連，甚至還有韓國的局部參加，表現該聯盟擴展其涵蓋的功能領域，使之包括諸多非戰略軍事或準戰略軍事方面。不僅如此，近來美國與大多數盟國在涉華三方面——重組供應鏈、新冠疫源第二輪國際獨立調查和“網絡與技術外交”——的合作也特別值得注意。

 

增多印太聯盟的強國成員和擴大其強國聯系，顯然是拜登政府的一項目標。對此，《泰晤士報》2021年1月29日報道，英國政府積極響應，將其作為英國脫歐後戰略的一部分。3月16日，英國內閣向國會提交英國脫歐後對外政策方向規劃文件，其中將與美國協作和英國戰略武力部署於“愈益成為世界地緣政治中心”的印太區域列為對外政策優先。

 

多少出自與印太聯盟協調的需要，英法德三國已宣布2021年年內在南海顯示武力存在。法國最起勁。法國的核動力攻擊潛艇“埃默羅德號”已於2021年2月初穿越南海，兩棲攻擊艦“托內爾約讷號”和護衛艦“舒爾庫夫號”將兩次穿越南海的“北京聲索水域”（英國《郵報》語）；作為“貞德”年度演習的組成部分，法國戰艦還將參加與印太四國聯盟所有成員國海軍一起進行的大規模演習。不僅如此，法國還協同日本和美國，5月11至17日在日本西南長崎縣、宮崎縣和鹿兒島縣舉行代號為ARC21的地面作戰演習，有100名日本陸上自衛隊、60名法國陸軍、6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官兵和有關軍艦軍機參加。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就此在演習前說，法國“是唯一在印太區域有經久軍事存在的國家，它也是一個與日本共有自由和開放印太視野的、志趣相投的國家”。

 

英國海軍行動規模特大，也格外張揚。5月22日，英國6.5萬噸最新型航母“伊麗莎白女王號”率其龐大的打擊群從樸次茅斯港出發，經地中海前往印太洋域，包括穿經南海和訪問新加坡、韓國、日本和印度等國，與盟國和夥伴國艦隊作數次聯合演習，這被英國國防大臣本·華萊士稱作“一代人以來最重大的皇家海軍部署”。5月底，該打擊群駛達葡萄牙海岸，開始與包括18艘戰艦和5000名軍人的北約海軍聯合演習。一向熱衷於推進北約武力與印太區域密切勾連的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登上“伊麗莎白女王號”，稱“我們面對全球性威脅和挑戰，包括隨中國崛起而來的力量對比轉移”，而這次聯合演習“表達北約的決心”。6月21日，美國海軍陸戰隊數架F35-B戰機從“伊麗莎白女王號”起飛，由英國類似戰機陪同，在中東上空打擊“伊斯蘭國”（IS）目標，是為1943年以來美國戰機首次從外國戰艦上起飛投入戰鬥使命。7月27日，“伊麗莎白女王號”剛過新加坡海峽進入南海，就與其打擊群中的兩艘英國戰艦、一艘美國戰艦和一艘荷蘭戰艦會同三艘新加坡戰艦進行聯合演習。

 

還有歐洲的其他重大角色。德國政府2021年3月初宣布，一艘德國護衛艦將於8月駛往亞洲，在返回途中穿越南海；雖然，德國政府申明，它不會進入中國控制的島礁周圍12海里水域。令美國海軍首腦、海軍作戰部長邁克爾·吉爾迪上將歡愉的是，盟國海軍紛紛向他表示“旨趣盎然”，要花費更多時間和資源與美國海軍一起訓練，特別是在針對分別擁有約60艘潛艇的中俄兩國的反潛戰方面。至於作為多國組織的歐盟，也在南海問題上發動針對中國的外交幹預。2021年4月24日歐盟發表聲明，指責中國的行為、包括約200艘大中型船只組成的漁船隊久駐牛轭礁，危害南海和平與穩定，敦促所有爭端方遵守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就菲律賓訴案的裁決，而該裁決完全否定中國在南海的海洋權益聲索和主權聲索。

 

在當前和未來可預料的時期內，歐盟與其主要國家在它們關注的絕大多數涉華重大問題上，都由於它們的自主決定和美國的影響以及這兩者的互動，採取與美國及其海洋性盟國大致相同或較相似的立場，或者說所同大於所異。這些重大問題是台灣、南海、美日軍事同盟和東海、印太四國聯盟及其與北約的聯系、新疆、香港、貿易爭端和産業政策、高技術脫鈎和遏止、産業鏈重組、意識形態影響競爭、據稱的網絡攻擊和信息造假、國際獨立調查新冠肺炎流疫起源。由此看來，歐盟與其主要國家的立場及相關行為基本是與中國對立或競鬥，只是程度上稍緩於美國及其海洋性盟國。何況，歐盟與其主要國家對拜登政府高度重視、著力尊重和大力拉攏盟國感到歡欣，較多地接受其影響在所難免。當然，歐盟與其主要國家在對華貿易和投資、應對氣候變化、原則上立意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伊朗核問題等少數問題上與中國有較多相似立場和相關合作。這些對中國和歐洲來說當然都至關重要。但是，它們不會或至少不大會對歐中關係有經久的決定作用，也不會或至少不大會顯著阻滯歐洲在對華態度上較接近美國。

 

拜登政府積極促使北約與印太聯盟或其非美成員國密切勾連，而且在這方面有其首要協作者，即一向熱衷於推進北約武力多少擴至印太區域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2021年6月1日在北約外長線上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強調，北約應當加強與日本、澳大利亞以及韓國和新西蘭的紐帶。布林肯同時還表示支持斯托爾滕貝格使北約“更有彈性和更能對抗全面挑戰”的努力，它們來自中國和俄羅斯。拜登總統6月中旬訪歐前夕，國家安全委員會歐洲事務高級主任阿曼達·斯洛特就這次訪問表示，北約需要“採取行動去保證它適當地擺出態勢對付較新的威脅”，“中國就是這些威脅之一，我認為（北約各國）領導人將評估這一需要，以便經調整去應對北京對我們的集體安全、繁榮和價值所展現的挑戰”。

 

6月14日在布魯塞爾，北約舉行有拜登親自參加的成員國政府首腦峰會，會後發表公報，宣稱“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對與（北約）同盟安全相關的地區，中國申明的野心與其伸張的行為構成系統性的挑戰”，宣布北約計劃與印太聯盟成員日本和澳大利亞以及新西蘭和韓國加強“政治對話和實際合作”，以促進共同安全和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就此，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美國已推動其他成員國同意在2022年的北約峰會上修改作為戰略總綱的北約“戰略概念”，將應對中國的挑戰納入其中。

 

近來，美國與其大多數盟國在涉華三方面——重組供應鏈、新冠疫源第二輪國際獨立調查和“網絡與技術外交”——的合作特別值得注意。在第一個方面，聯合對付中國被指控的“經濟強制”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5月5日在倫敦舉行的G7外長會議發表公報，其中宣布“將集體努力，面對專斷的、強制性的經濟政策和做法促進全球經濟適應力”。6月15日美國歐盟峰會決定成立“貿易和技術理事會”，主要負責就高技術領域針對中國去協調美歐的政策。在第二個方面，一系列事態令新冠疫源問題針對中國重新發酵後，國務卿布林肯6月第一周表示拜登政府決心就疫源“尋根究底”，向中國問責。與此相應，歐盟領導人馮·德萊恩和米歇爾於6月10日呼籲世衛組織召集第二階段在華疫源調查，不受任何阻礙和干預。在拜登的著力推動下，G7康沃爾峰會最後公報也作同樣呼籲。在第三個方面，拜登政府7月中旬綱領性地抛出“網絡與技術外交”，主要針對中俄兩國，被凸顯為與美國國家安全休戚相關的新型戰略軍事領域工具，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稍後，美國、英國、歐盟以及北約、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微軟公司大同小異地協同指控和抨擊中國國家安全機構進行大規模網絡攻擊及傳播勒索軟件。

 

在力圖整合諸軍事同盟協力對華時，華盛頓還眼望首爾。對韓新冠肺炎疫苗供應的不確定性和芯片高技術繼續準用的不確定性構成兩大主要的直接和間接施壓的杠杆。到4月間，美國的努力終於奏效：韓國最大報紙《朝鮮日報》4月30日據出自政府官員的消息報道，青瓦台已決定文在寅總統5月21日訪美時正式告知拜登總統，韓國部分地參加印太四國聯盟，主要在高技術（特別是半導體技術和産品）以及新冠疫苗投放和氣候變化方面。5月21日，在與文在寅的峰會結束後舉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拜登說，“我喜歡這位總統的原因是，他並非只談論美國和朝鮮，恰如我並非如此一樣，他在談論印太和世界”。文在寅則宣布，韓美商定將攜手構建穩定的半導體、電動車蓄電池和醫藥品供應鏈。同日，三星電子和LG等韓國四大企業集團在華盛頓發布對美投資計劃，總規模達394億美元，其中三星電子投資晶圓代工工廠新建項目170億美元，LG能源解決方案和SK創新投資約140億美元，現代汽車在電動車生産和充電基建方面投資74億美元。

 

令人吃驚和可能預兆不祥的是，在美韓首腦聯合聲明中，文在寅居然表示要“就台灣海峽和平穩定”與美國協作。另外很值得注意的是，據2019年10月以來的陸續報道，文在寅政府在從事韓國多年來最大規模的戰略強軍，力求建造一艘可垂直起降F-35B戰機的航空母艦和兩艘核動力攻擊潛艇，以增進遠程軍事力量的投射能力，例如參與保護輸油命脈中東水道。

 

或許，未來參與保護的還有同樣的輸油命脈南海水道。不僅如此，5月21日在美韓首腦聯合記者招待會上，文在寅宣布美國同意取消1979年訂立的對韓國自制導彈的限制（射程不超過800公里，彈頭重量不超過500公斤）。由此，韓國據信將優先開發射程1000至5000公里的中程導彈，可打擊遠超出半島的目標，還可能試圖開發中遠程潛射導彈或研制高超音速武器。

 

韓國的走向顯示，“部分加入”印太四國聯盟是拜登政府謀求擴展該聯盟的重要方式，也是該聯盟擴展其涵蓋的功能領域、使之包括諸多非戰略軍事或準戰略軍事方面的重要表現。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協調員坎貝爾將這一構想作為原則作了公開表述。他在5月26日對斯坦福大學索倫施泰因亞太研究中心發表線上演講時說，2021年秋天印太四國將舉行集中商談基礎設施建設的線下會議，以便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競鬥和對抗。他強調，美國先前在亞洲幫助建設的“操作體系”需以種種方式予以振興，“不僅由美國，也由使用該操作體系的其他國家，而這意味著日本，意味著韓國、澳大利亞，還有希望在亞洲和整體上做得更多的歐洲國家”。

 

3、短中期狀態（下）：俄國、伊朗、朝鮮

 

從特朗普政府開始，由拜登政府延續和大為加劇，美國近乎馬不停蹄地強化和升級對中國的戒備、威脅、圍堵、孤立和反推，因而迫使中國不僅在自身國力發展上、也在戰略性外交方面採取相應的重要措施，以便在嚴重挑戰面前捍衛中國的緊要利益。於是，兩大聯盟對抗和競鬥的格局已初露端倪，至少從2021年3月往後。3月22至23日，中俄兩國外長在桂林會談，俄羅斯外長呼籲兩國共同減少對美元和西方支付體系的依賴，反擊西方的意識形態攻擊，更加增進合作去反對美國霸權，中國外交部則宣布雙方以聯合聲明“闡釋了人權、民主、國際秩序、多邊主義概念的正確內涵，展示中俄共同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的堅定意志”。

 

拜登訪歐前三項峰會結束之際和第四項峰會即拜登-普京日內瓦會晤前夕，俄羅斯在離夏威夷僅幾百英里處舉行冷戰結束以來俄在太平洋的最大海軍演習。中國外交部則表示，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沒有上限。6月28日，習近平與普京舉行視頻會晤，發表聯合聲明正式宣布《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延期，並且無保留地支持對方的內外基本政策。俄新社同日稱，“美國的行動能導致俄中創建軍事同盟”。

 

2021年3月27日，中國與伊朗兩國外長在德黑蘭簽署為期25年的經濟合作協議，規定中國在今後25年裡向伊朗投資4000億美元，用於能源和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軍事合作，交換伊朗定期以折扣價格向中國提供石油。2021年3月22日，習近平與金正恩分別通過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與朝鮮新任駐華大使互致口信，習近平表示，“中方願同朝方和有關方一道，堅持半島問題政治解決方向，維護半島和平穩定，為地區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做出新的積極貢獻”。半島非核化未被提及。金正恩則表示（據朝鮮中央通訊社報道），朝中兩國應當團結反對“敵對力量”。7月11日朝鮮中央通訊社報道：就中朝盟約締結60周年金正恩致電習近平，再度稱，面對“敵對力量”朝中兩國間的“同志式互信和戰鬥式友誼日益加強”，習近平則致電金正恩，表示要“不斷引領兩國間友好合作關係進至新階段”。7月31日朝中社報道，習近平與金正恩又一次互致電函，“電函強調中國和朝鮮都是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新形勢下中方與朝方一起……依憑成功貫徹雙方達成的重要共識，成功捍衛、鞏固和發展中朝關係”。

 

簡言之，中朝已恢復同盟關係話語和意識形態共性表述，半島無核化已不再是中國對朝立場和政策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2021年2月初以來，中國政府頂住西方壓力，堅持未對緬甸軍方推倒議會政府和大規模鎮壓抗議浪潮做任何公開批評。

 

4、長期趨勢：廣闊“中間區”佔據主導

 

在很可能的未來局勢即中美競鬥和對抗加劇、中美衝突的可能增進的情況下，世界格局的長期趨勢如何？或者說，從這並非必定的假設出發，如何預計世界格局的長期趨勢？

 

預示長期趨勢的迹象可以先從俄羅斯說起。值得注意的是，與2021年俄羅斯大幅度加強對華戰略協作關係的狀況不同，或者說先前面對特朗普的普京與現在面對拜登的普京不同，差不多整個2020年，俄羅斯擔憂過深地卷入急速加劇的中美競鬥，渴望保留或增進在此境況中的對外政策獨立性。某些與普京總統聯系密切的俄羅斯對外政策思想界“大腕”敦促克里姆林宮倡導一種在中美之間的“新不結盟”路線，並且嘗試引領“一個國家共同體，它們都不願站在任何全球或區域霸權的觊觎者一邊”。

 

還有更重要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有一些差不多眾所周知的“世界觀言談”。例如2020年11月中旬馬克龍接受法國《大陸》雜誌採訪時強調，歐盟各國必須繼續努力，爭取變得在防務和金融領域“獨立於美國”，甚至在當選總統拜登入主白宮後亦如此。“只有我們認真，只有我們就我們的防務而言主權自主，美國才會尊重我們”。還有，例如印度尼西亞外長2020年9月8日明確表示，她的國家以及東盟“不想被拖入（中美）競鬥”。

 

所有這些類似的現象大概已經提示未來世界的某種意識形態特征，它基於未來世界的權勢、利益和心理格局。在可以設想的“後新冠疫情時代”，除去站在美國或中國一邊的很少數“忠誠協從”，世界其余國家受它們各自的國家利益必需和信念驅動，會努力維持或爭取自己在不同程度上的中立和政策獨立。在某些領域和某些時候較靠近美國，在另一些領域和另一些時候較靠近中國，並且總的來說，有如國際危機集團聯合國主任理查德·戈萬2020年9月所言，“認為美國毀壞、中國貪勢（the U.S.is destructive and China is power-hungry)，它們不覺得兩者之中哪個很吸引人。雄心勃勃的歐洲人如馬克龍見到填補領導作用空缺的機會，因而意欲挑戰北京和華盛頓”。

 

也就是說，倘若如此，全球政治經濟和“心理世界”便將分裂為兩個“緊密陣營”和一個非常巨大的“中間區”。此“中間區”將足夠能動，或者用歐盟外交事務首席負責人何塞普·博雷爾的話說，歐洲是競爭者，而非單純的中美競爭場所。

 

該“中間區”包含大多數大國：發達大國和發展中大國，它們單個的分量雖然不如中美兩國，但仍那麽重要，那麽獨立，那麽有“戰略性”，以致依據它們在不同的相關問題領域的利益和信念偏好，迫使美國或中國對它們作重要讓步。也因此，中國的外部環境嚴峻包含現有的與正有或將有的兩大含義：現有的主要來自美國的對抗和高壓，正有或將有的可能主要來自中間區的疏離和抵制。

 

非常巨大的“中間區”雖然將包含政治/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體系五花八門的各式國家，但將逐漸形成其意識形態共通處，或曰其共同的意識形態鮮明特征，那就是世界多極化、霸權鬥爭非全局性、世界重大問題多樣性、“領導作用”隨問題領域不同而區分化、其余國家不與超級大國軍事結盟或全面結伴（特別是經久的戰略結伴）等觀念，那大致正是中國在若干年前經久信仰和倡導的。如法國總統馬克龍2020年9月22日在聯合國大會所言，“今天的世界不能歸結為中美之間的單純競鬥，不管這兩大強國有多大的全球分量”。亦如法國財政部長布魯諾·勒梅爾2020年9月13日所言，“歐盟必須界定自己的利益，必須強大和獨立——獨立於中美兩國。這對在21世紀成功至關緊要”。2021年1月26日，在拜登入主白宮之後，德國總理默克爾仍對歐盟強調，須對中美競鬥保持總的獨立和中立態勢。代表未來世界政治主潮的也許將是此中間區，而非超級大國。

 

（1956年，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埃及總統納賽爾和印度總理尼赫魯舉行會談，針對當時東西方兩大軍事集團嚴重對抗殃及廣大中小國家的情況，提出了不結盟的主張。1961年9月，首次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舉行。圖片來源：wikipedia）

 

因此，有一種重大的未來可能，即全球政治和思想觀念環境發生轉變，變得不那麽容忍霸權性權勢政治，更強勁地傾向民族國家權利和政策獨立，平等主義國際/跨國輿論將起更大作用。在一個高技術時代裡，任何大國強國都更難以在多數不同的功能領域內一概擁有優勢。

 

其實，根本的個中道理早在1752年就由大衛·休谟道出。這位大哲學家和史家在其著名的《論均勢》一文末尾強調，“巨型君主國（當時代人這麽稱呼大霸權國）大概毀壞人性；在它們的飙升、持續甚至崩塌中，那從不可能距離其確立很久。……因而，人性制約其本身的無限騰升；因而，野心盲目地致力於毀傷征服者”，波旁法國、哈布斯堡奧地利、哈布斯堡西班牙、鞑靼帝國、羅馬帝國莫不如此。此乃至理名言。

 

（原發於《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5期））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