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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9日，溫家寶總理在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老感慨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老又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溫家寶總理看望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圖片來源：新華網）

 

錢學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著名科學家，空氣動力學家，中國載人航天奠基人，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中國導彈之父”、“中國自動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於錢學森回國效力，中國導彈、原子彈的發射向前推進了至少20年。

 

同“孟晚舟事件”類似，1955年，美國政府試圖阻止歸心似箭的錢學森回到祖國懷抱。當時中美大國博弈的結果是錢學森排除萬難回到了中國。

 

關於錢學森之問的各種回答

 

錢老所說的民國大師，應該指國學和歷史學大師，諸如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魯迅、劉師培、馮友蘭、錢穆、陳寅恪、陳垣、呂思勉、黃侃、辜鴻銘、季羨林、錢鐘書等，也包括像茅以升、李四光、梁思成、詹天佑、華羅庚、錢三強、林徽因、蘇步青、侯德榜、竺可楨等理工科大師。

 

筆者認為，中國近代社會發展遲緩、貧困落後，又遭受百年侵略和掠奪，及軍閥混戰，民國時期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比不上西方列強的發展水準，但中國唯獨不缺的是漢文化典籍，因此民國的大師們基本上都是擅長國學或中國歷史，自然科學的大師相對較少。

 

因此，錢老更合理的提問應該是：為什麼中國培養不出歐美那般的大師級人物？

 

近現代科學的奠基人幾乎都是歐美人士。根據美國前圖書館協會主席羅伯特·唐斯的統計，在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6本重要文獻的作者中，有六位是英國人，四位是美國人，三位德國人，一名義大利人，一名波蘭人，一名奧地利人。

 

2010年，溫家寶總理對北京大學師生說：“錢學森之問對我們是個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大學改革要為學生創造獨立思考、勇於創新的環境；大學還是應該由懂教育的人來辦。教育家辦教育不是幹一陣子，而是幹一輩子；大學還應該逐步改變行政化，按照教育規律辦學；大學應該以教學為中心，使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

 

社會上給出的錢學森之問的解答也是林林總總，諸如大學應該去行政化和功利化，進行中小學體制改革，改革教育目標，改變重錢不重人的社會風氣，促進孵化器建設，促進中國與西方文化的交融，促進科學與藝術門類的融合，以民主促進科學等等。

 

錢學森曾給出自己的解答：“我國科學技術人員有重要創新嗎？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認為我們太迷信洋人了，膽子太小了！”，“我們這個小集體，如果不創新，我們將成為無能之輩！我們要敢幹”。

 

欲突破錢學森之問 先正視宋正海之問

 

“地理環境決定論是人類的優秀文化遺產，而我國學術理論界卻熟視無睹。在中國，地理環境走過半個世紀的曲折歷程。20世紀50年代以來，地理環境決定論曾被列為資產階級地理思想進行評判；50年代末，“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盛行；70年代的儒法鬥爭中，因地制宜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又常被列入天命論來批判；歷史學、社會學、文化學中的地理學派以及人文地理學、統一地理學在長達30年中是銷聲匿跡的。“文革”之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極左思潮開始得到清算，基因遺傳學、相對論、控制論、共振論、地質突變論等大多數曾挨錯誤批判的重大自然科學理論得到徹底平反，地理環境決定論已不再被列為資產階級地理思想。但是也必須看到，當前中國學術界（不管以往對地理環境的態度如何）在地理環境決定論是形而上學不能徹底平反這點上似乎是默契的。為什麼唯物主義的地理學派在中國不能得到徹底平反？”

 

這就是“宋正海之問”。

（宋正海。圖片來源自網絡）

 

宋正海，浙江省海寧市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該所生物學史和地學史研究室主任，兼研究所科技史綜合研究中心（組）主任，中國科技史學會地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

 

宋正海為長期遭受批判的地理環境決定論進行了學術平反。

 

1994年，宋正海提出，應該公正地評價地理環境決定論。

 

1996年，宋正海探討了地理環境決定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通過回顧和分析1983年以來國內有關地理環境決定論評價問題的討論，提出地理環境決定論較全面闡述了勞動對象的社會歷史作用，因此它沒有違背歷史唯物主義，而是豐富了歷史唯物主義。

 

1998年，宋正海系統闡述了為地理環境徹底翻案的理由。

 

2006年，又進一步提出，地理環境決定論是人類優秀文化遺產。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

 

學術界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理由是地理環境“靜止不變論”，源於斯大林對地理環境的論述。而美國地緣戰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則認為：雖然地理不會改變，但地理事實對政策的意義會。

 

當代著名學者何新認為：地理學分為靜態、直觀、描述性與動態、滲透主體目的性、利益性兩大類型。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目前的地理科學理論一般僅僅停留在這種靜態描述的地理學層次上。地理理論的這種滯後，深刻影響我們的世界戰略眼光。而西方的地緣戰略學卻常愛講這樣一個警句“由於對世界地理戰略的無知，給國家利益造成的代價是難以估算的”。

 

宇宙鬥轉星移、瞬息萬變，連與斯大林同時期的毛澤東都知道“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斯大林居然得出地理環境“靜止不變論”，難怪宋正海矢志不渝地為地理環境決定論平反。

（毛澤東《七律二首·送瘟神》原稿。圖片來源自網絡）

 

在銀河系的圖片上，連太陽系都小得無法辨認，更何況小小的地球，“人定勝天”只是一個偽命題，“旅行者一號”宇宙探測器飛行了40多年，連太陽系都沒有飛出去。地理環境決定論就是“地球決定論”或“宇宙決定論”。

 

中國科學界面臨的問題，其實質就是鄧小平同志所說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問題。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社會發生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鄧小平多次提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人民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於是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已經過去40多年了，如果我們沒有創新和發展，仍然拿著名人名家的語錄當做千古不變的理論教條，不必說李約瑟之謎無解，錢學森之問也不會有解。

 

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錢學森之問的破解需要真理，這個真理就是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的學風。中國教育界和科學界應首先面對和正視宋正海之問，這是突破錢學森之問的前提，也是中國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是中國內地學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