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圖片來源自網絡）

上週，恰有兩個事件可以燭照兩岸的現狀。一是大陸發射了神舟十三號火箭將三位太空人送上天宮太空站；另一則是台灣隆重紀念了台灣文化協會一百周年。

火箭倒數發射、飛船進入軌道、其後與太空站對接，一系列一如駱駝穿過針眼般的高難度動作，對於對岸直如家常便飯，就像如今穿梭在中國大地上的高鐵，可以準確無誤地進站、上下旅客、再啟動奔前。地球與太空站的往返，現在對於中國已是如此輕省，彷彿不費吹灰。

紀念台灣文化協會自非毫不必要，畢竟它是台灣的一座民主豐碑，在殖民時期跟殖民者鬥爭需要非凡的視野與勇氣，而對於喚醒同胞對於異族統治的抵抗，文協更有其無與倫比的歷史貢獻。但百年後對它進行的紀念，所帶來的反省意義卻已十分模糊而雜沓，甚而是悖逆的。

但這兩個事件反映了兩岸的精神追尋，一是“科學”，一是“民主”。這正是一百餘年前五四運動所揭櫫的兩塊招牌、兩條路徑；或更精確地說，兩個系統、兩套體制。當時它們各自有一親切的稱號，一曰賽先生、一曰德先生。

文化協會就是受到“五四運動”的感召設立的，1919年發生了“五四”，1921年就誕生了“文協”，“文協”可謂“五四”隔海的精神嫁接。但如今的中共卻根本就是“五四”胎生的孩子。陳獨秀是中共的創建者與第一位領導人，而催生“五四”的前軀──“新文化運動”的，正是陳獨秀。

文協與中共，兩個截然不同的組織，都在百年前的1921年偶然地誕生了。兩者都以一種救國救亡的姿態出現，向當時的中國與台灣發出了怒吼與吶喊；而“民主”即“德先生”，則尤其是他們關注的核心。

不過，歷史卻以一種吊詭而諷刺的手法，將兩岸的發展做了一次詭異、甚而離奇的掉包。在中華大地上，它先是以“民主”之名蹂躪並捏碎了人民，但終於在崩潰的邊緣將錯誤扭轉過來，走上了“科學”的正途；而在東南的孤島上，它先是毫不猶豫地鎮壓了“民主”，但以科學發展作為補償，詎料“民主”終究以席捲的姿態回潮了，科學也自此成了附庸。換言之，“科學”從海峽此岸泅渡到彼岸去了，“民主”卻從彼岸游到了島上。

但兩岸各自所謂的“民主”，都不是經典意義上的民主，不是西方以政黨政治為紋理的代議制民主，而是具有盧梭“全民公意”這樣輝映著極權光影的大民主。這其實就是“五四”留下的遺毒，這兩地的民主，皆是陳獨秀在“新青年”倡議的多數人直接統治的民主，一種運動式的，指控“誰是國家、階級敵人，誰就是敵人”的民主。

說得更簡單一些，只要將“民主”換成“文革”兩字就非常清晰了。在1978年之前，廣袤的神州土地上皆是文革式的民主，從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到文革，億萬人民在整肅的日子中度過了近30年，終在瀕於解體的一刻，文革停止了。鄧小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驅走民主的迷信，帶來科學的著落。

但台灣卻一直篤實地走在科學的路上，辦九年義務教育，一切皆由菁英決策，人民被密布的眼線監控，只能在與政治無涉的數理路上鑽研，統治的國民黨得以將培養出來的數理人才，建造了用“科學”作為名稱的半導體園區；直到時間轉進1980年代，突然出現了以鬥爭蔣家與國民黨為名義的“文革”，且方興未艾、於今尤烈。

神舟與天宮、天問與祝融，都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科學產物，北京的執政者不靠民主拍板，而是科學決策，北斗導航、AI、5G、大客機、隱形戰機，一步接著一步。但台灣卻陷入了“民主”夢魘，以民主反核、以民主反服貿、買民主軍火、出口自由鳳梨。太陽花是它美好卻經典的象徵：學生示威者佔領了國會，文革群眾的大民主取消了代議民主。

紀念文協百年其實是一種物傷其類的哀愁，它不是以綻放的民主向文協的前輩告慰，而是將民主逆行回到了比百年之前更為不堪的境地。一群藉“民主”選出的寡頭，以全民的名義決行了一切，而全民卻仍然莫名所以地為“民主”歡呼！亦即，殖民者下的台灣人猶知權利被剝奪了，如今的人民對此卻毫無所悉，並開心地為獨裁者搜尋、剷除敵人。

當台灣繼續無止境地討論著誰是抓耙仔、告密者，要將哪一座銅像推倒時，大陸正在為女太空人的出艙，以及未來在月球建立工作站，作好周妥的準備。這一切都顯現著一種美麗的荒謬、堅定的虛無，一種早已透析、預知的結局。

（原發於《優傳媒》）

（作者是台灣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