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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左派群眾到香港總督府大門外貼大字報，並高呼口號。圖片來源自網絡）

香港特區政府擬修訂《逃犯條例》所引發的民間抗議浪潮，延宕了近兩個月。從6月9日起連續多個星期天都出現數以10萬人計的和平大遊行，到近日演變為較小規模、但兵分多路的“不合作運動”，幾乎無日無之，在港島、九龍、新界“遍地開花”，企圖通過擾亂公共交通秩序以向港府施壓。

這場民間抗爭逐漸呈現年輕化、激進化、暴力化趨勢。7月21日示威群眾更喊出了港獨人士梁天琦主張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進而衝擊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大樓，並拋擲雞蛋和黑色油漆彈塗污中國國徽。當天深夜，部分示威者在西鐵線元朗站遭遇黑幫襲擊，至此香港社會由警民激烈衝突，擴大到“黑衣人”和“白衣人”的內戰……

關心香港局勢的朋友一再問道：香港亂局還會拖多久？將如何收場？港府和警隊能否控制局面？中國政府會否出動解放軍協助鎮壓？“一國兩制”還能維持下去嗎？

未來形勢不明朗，上述問題的答案，歷史的經驗也許可以提供一些啟示。

香港示威群眾年輕化的趨勢始於2014年的“佔領中環”運動，暴力化則始於2016年農曆春節的“旺角暴動”。這次示威者口中的“反送中”運動，則是“佔中2.0”和“旺角暴動2.0”版本的複合體。

從示威者要求林鄭月娥下台、期待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干預和制裁、指控警隊和元朗黑幫沆瀣一氣、提出“不合作運動”、呼籲全港罷課罷工罷市，以及美國國會恫言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華府官員聲稱注意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在粵港邊界集結等等，使得《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認為，香港成了中美新冷戰的熱點前沿。

這不禁讓人想到上世紀東西方冷戰背景下的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六七暴動”）。1966年5月中國大陸開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負責港澳事務的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在8月曾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革。

澳門“一二·三”事件 鼓舞港左派鬧政治工潮

但同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澳葡政府最後向澳門左派屈服，讓香港左派深受鼓舞並學習澳門左派的鬥爭經驗。隨著廖承志被紅衛兵奪權、批鬥，香港左派接受新指示，開始推動更激烈的鬥爭方式，從1967年初借勞資糾紛，製造多場政治工潮，企圖支配工廠內部行政。

1967年4月，新蒲崗一家人造花工廠發生勞資糾紛，5月4日工潮開始升級，左派工會工人在廠外張貼大字報及毛主席語錄，阻止廠方出貨。由於管工與示威工人發生肢體衝突，警方調停不果，出動防暴隊逮捕21名工人及左派工會人員，並控以非法集會、非法毆打及恐嚇罪名。

5月7日晚上，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指控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左派報章開始將事件政治化，以“港英政府行為迫害民族，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為名，鼓動“香港市民上街對抗”。

由於罷工工人被警方打傷打死，示威者其後以暗殺、放置1167個炸彈和製造槍戰作為報復。其中，一名七歲女童及其兩歲弟弟在北角被土制炸彈炸死，香港商業電台主持人林彬因在節目中批評左派暴力行徑，而與堂弟被人投擲汽油彈燒死，成為“六七暴動”的標誌性事件。

在長達八個月的暴亂期間，防暴警察驅散、鎮壓及拘捕左派示威者，總共有1936人被檢控。事件造成832人受傷、51人死亡，包括212名警員傷亡。

拉回眼前，反修例抗爭的一些現象和場景，竟與“六七暴動”有著極高的相似度： 7月1日示威者闖入立法會並在議事廳牆上噴出“太陽花HK”，表明受到2014年台灣“太陽花”公民抗爭的鼓舞，一如當年香港左派受澳門“一二·三”事件鼓舞。如今到處可見“連儂牆”（民主牆），與當年香港左派包圍總督府及大街小巷張貼的反英“大字報”，形式或不同，性質卻相近。　

因反文革接死亡恐嚇 金庸曾到新加坡暫避

今天的反修例示威者打著“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的標語，要求撤回暴動定義、撤銷抗爭者控罪，把非法集會組織者和涉及暴力抗爭者標榜為“義士”。同時，視維持秩序的警察為“黑警”，一再衝擊警方防線，甚至人肉搜索警員及他們家人，辱駡和發出死亡恐嚇。自覺站在道德高地，似乎就可以將一切違法行為自我合理化，卻讓整個社會陷入仇恨政治的深淵。

當年香港左派指控“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地下鋤奸突擊隊”，放火燒死林彬，理由是要制裁“民族敗類，港英走狗”，指控林“對於愛國同胞極盡污辱誣蔑之能事”、“用盡無恥無良低能邋遢下流賤格的語言，把祖國的革命群眾稱為暴民”。《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在報上明確反對文革及暴動，也收到死亡恐嚇而一度離港到新加坡暫避。

去年上映的香港電影《中英街1號》，導演趙崇基通過兩部分敘事：第一部分闡述了四名年輕人的命運被捲入“六七暴動”的歷史漩渦；第二部分將時間推延至50多年後的沙頭角，三名糾結於為香港爭取自由的年輕人，與一名在第一部分經歷過“六七暴動”的老年人相遇，命運也因而互相交疊影響。這部電影其實為1997年前後出生、傾向“勇武”抗爭的年輕示威者，提供了某種隱喻式的反思和提醒。

中國官方對“文革”已做出歷史結論，香港社會輿論對“六七暴動”大多也予以否定。信奉自由民主的年輕示威者，如果逾越法律規範及和平集會遊行，不斷以暴力衝擊維持秩序的警察防線，甚至對不同立場的老人也恐嚇威脅，其行徑與當年受文革影響的暴徒又有何異？

（原發於《聯合早報》）

（作者是《聯合早報》中國組副主任，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