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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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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要知道，任何產品應以消費群體的需求和利益為最大考慮，《美洲中時》既然落脚美洲，就應有“美洲心情”，縱然不能完全達到，起碼要使人有感。這不叫討好，這叫懂事。

走過一年，有了嘗試和驗證，美洲心情格外浮現而趨具象。前文所說的周年感言，既說不以第三者而以當事人看自己，又言應以有利於未來在美生根為重，少受來自母國政治左中右獨的干擾，便是兼顧“所來”與“所在”的念想。

既然是念想，便不盡存在於現實，這樣的念想自會與現實碰撞，不可能不發生遭遇戰，以致受傷。很快地，它就來了。

兩岸中國人在海外都有一種行當叫“僑務”（“華僑事務”的簡稱），國民黨在這個行當裡，有一種公職叫“僑選立委”，就是從華人的居地產生立法委員。在人家的土地上不好大剌剌地辦選舉，因此它的產生不由普選，乃由遴選——由政府在華人當中挑。

可想而知它會怎樣地在僑界造成紛亂，為了爭奪由政府施予的名位，會怎樣地助長各種人性的醜陋，會怎樣地製造一堆矛盾。往往每經一次遴選，就留下一大片狼籍戰場，難以收拾。為了免於繼續為害，早該檢討這個不祥之物，最好廢掉。

1983年8、9月的遴選作業又要開始了，舊金山灣區有兩位新僑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有意競逐的人發表政見，增加大家對他們的認識。意思無非是，這個早受詬病的制度是否起碼該做一點改變，讓想要拿這個職務的人不再只是面對提拔他的長官，轉而稍稍面對置身四周的華人。

這個想法其實很低調，但有意思，想不到僑務委員長毛松年卻斬釘截鐵以四個字回應：不以為然！ 

他是遴選工作委員會的召集人，這麼一說，等於把這個建議當場槍決，毫無可斟酌之餘地。

這種反應肯定不合人心，我即刻撰文評他的“不以為然”，針對此公所說“不以為然”的三點理由一一批駁，末了還“加柴添火“地說：

似毛松年之談話，既乏以民意為念之胸懷，亦不諳為官之道的訣竅，......聽在身處開放環境的眾多僑民耳中，實為標準的無學養、無邏輯、無說服力的官腔官調，更遑論蕴含在此種論調中那保守落伍的氣韻。

《毛松年式的話語，請休息休息吧！》，老編用了最後一句話做成主標題，高挂第三版，異常醒目。

（1983年僑選立委遴選作業開始，舊金山灣區有兩位新僑希望有意競逐的人發表政見，想不到僑務委員長毛松年卻不以為然。作者供圖）

刊出的同時，並即刻在同版開闢了《僑選立委意見廣場》，提供公開園地，聽聽大家的意見。從當日起連續了一個月，藉此徹底把這個制度做了一次檢討，各方反應非常熱烈，所提意見非常寶貴，很是難得。毛松年為此發了4000字專文回應這些意見，但一個意見都沒接受，什麼改變都沒發生。我陸續以《請正視海外對立委遴選工作的聲音》、《評毛委員長<海外遴選立委答客問>》等文前後呼應，表達：“暮鼓晨鐘豈能充耳不聞？”、“蕭規曹隨無以開創新局！”和唯有“博採周諮才能四海歸心”等諫言，對於毛松年長達4000字回應意見廣場的答客問，我也毫不客氣地批評回去。

所有這些意見一如“狗吠火車”，說了等於沒說，說了等於白說。然而，時至今日，僑選立委安在？它在不分區立委中勉強保留着名號，但各政黨都擺在名單後段，根本進不了榜，以致名存實亡。在目前的立法院裡，叫僑選立委的一個都沒有，僑界也就清靜了不少。而這是我們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大聲疾呼的主張。

國府方面是不可能沒有注意到這場遭遇戰的，否則毛松年不會以4000字回應，因此可視為《美洲中時》與台北方面的第一次對撞，也是台北方面對《美洲中時》第一次明示不滿。只是這個事件沒有直接傷到時報當局，因為，所有咎責全由我吸收了。

原來，批評毛松年式的語言，本是擬以社論發表，總主筆很客氣地徵詢我是否不做社論而改做專欄處理，我即刻會意。大家應還記得，總主筆陳裕清先生長年主掌海外工作，毛松年這些僑務主管他焉得不識，經他手發此稿的確為難了他。因此，有關這個事件的處理，從新聞，到民意廣場、評論，再到專欄，便由我一鍋端，循總編輯這個系統，下發工廠上到報紙，他只當不曾與聞了。

開明如他，沒有阻止這篇稿子，已是難得。而總編輯這邊也沒皺眉頭，每回都順利放行，不時還大呼過癮。

不久，外面有反應了，裡面也有反應了。別忘記，余紀忠用了不少有海工會、新聞局、黨部背景的人，不知道是裡面的人透過外面呢，還是外面的人透過裡面，反正一來一去，一搭一唱，相激相蕩，壓力就到了余紀忠那裡。

余紀忠一看，是周天瑞署的名，他事前也確實不知道，這不正好嗎，可想而知他會怎麼說，以内部發落給擋掉了。到了内部，余自然會問，想知道總編輯怎麼說，社長怎麼說，他們一看情况不妙，當然推給了署名的人。

那社長更絕，竟好似理所當然地加上一句：“我還叫天瑞不要寫，他就是不聽！”絕不誇張，就這麼回事。這都是我後來聽說的，有人看不慣，便自然傳到我耳裡。

我不怪誰，愛做，沒得怨，連解釋都不必解釋，我全部吸收了就是。

然而這卻使我在《美洲中時》的處境陷入谷底，為我那時惡劣的心情加踢了一脚。

翻閱1983年下半年的每日記事（備忘式的記錄，算不上日記），經常出現這樣的字句：“睡眠情况太差”、“這兩天都沒睡好”、“又沒睡好”、“只睡了兩小時”、“睡了一天，仍甚疲倦”、“睜眼到天明”。1983年12月11日竟有這樣的記載：“今服鎮靜劑半粒”。我一向抗拒藥物助眠，這一天顯然已堅持不住，服了半粒。直到今天，用藥睡覺，這是僅有的一次。

還有這類字眼：“甚無趣”、“今日心情奇壞”、“心情仍然壞”、“近日頗多煩惱”、“終日奔忙不知所為何來”、“想回台北”、“想辭職”、“不想做了”。

“睡眠不足”、“心情不好”。這是我在《美洲中時》最困頓的一段時間。

先說睡眠不足。

《美洲中時》是後生晚輩，為了迎頭趕上，連出報時間都有計較。為了可以容納中港台每天中午以前的重要消息，還可以領先各報大半天進入市場，我們出的是早報，有別於其他華文報紙中午以後出報。所以我們的作息時間和在台北差不多，只是比台北更晚一點，紐約編輯部大約凌晨兩、三點人去樓空。

這正是台北開始忙的時候。有一些台北母報可能需要的内容，要為台北發過去，還有時報雜誌另外需要的供稿，也要幫忙邀了發過去，甚至執筆寫過去。這些事沒有配置專人做，又不好調遣別人熬大夜幹這無償之活；而我與台北淵源深，他們習慣找我，逐漸便成了我的工作。在忙過美國這邊的事以後，接着獨自一人留下來幫忙台北，為此工作到清晨六、七點是常有的事，有幾回還搞到九點。

大白天才睡覺，睡眠品質本來就不會好，而當地的事也不會為我減少。何况開會、規劃、聯繫、會客、邀稿、採訪、寫稿，甚至不時出差，本來加在身上的事就多，一天下來，能東拚西凑幾個小時睡眠？加上壓力重，心情又不好，就更難好睡了。

好在我的身體素質經得起熬，過去在台北就有“鐵人”之稱，睡眠不足還能對付。但是睡眠不足加上心情不好，就成惡夢了。

再說心情不好。

我在11月11日（一年後的這一天關報，何其巧合！）給楚崧秋先生的信上有這樣的記述：日積月累，心中之事不能傾吐，現實之缺不能稍除，鬱悶煩憂交加，誠不知何以為繼？

（《美洲中時》停刊聲明。作者供圖）

 

楚崧秋先生是較之陳裕老後一輩的文宣領導，也更見儒雅開通，是我在台擔任中時採訪主任時的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特別投緣。9月底，他曾來信關心我，我隔了近兩個月才回他此信，對這位心儀的長輩說說心裡話，首次向他提到離開時報或請調回國的想法，意在請益。但因他和余先生交稱莫逆，信中雖表示“伏請以私信待之，必勿宣諸余先生之前”，仍擱置了八天，直到11月19日才付郵。

付郵的時候，除了原信之外還加寫了一個後記之類的“附言”，向楚公敘明之前留中未發的情節，近日幾經思考，決定自我砥礪，以更多耐性和智慧，苦撑下去，使之步入正軌。所以請他把這封信中剖白的心情當做一段已成過去的歷史，這樣我就不避諱那番“赤裸告白”了。

也就是說，等我想通了，心情好轉了，才把信寄出去，不希望毛躁行事，讓長輩為我擔心思。從處理一封私信都有這樣的瞻顧，經受這麼多琢磨，可以想像我必遭遇了好大的難處。

1983年10月下旬，“華視新聞廣場”（中華電視公司的政論節目）來美製作《美洲中時》專題，由我全程協助主持人陳月卿，提供資訊、安排採訪。因我對一切瞭若指掌，陳月卿自然希我入鏡受訪，我也絕對勝任愉快，但我全部給了裡裡外外的人，堅決不接受一個take，她至今可能都不明所以。

那是我心情最不好的時候，不願露臉，且讓余先生他們在畫面上看不到我，他們自己去猜想，也由得外界去奇怪吧。

（作者是優傳媒文創公司董事長，《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人及總編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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