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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特殊的一年，它見證了人類社會歷史兩件大事百年一遇的交匯：五四運動100周年和馬來西亞華文教育200周年。

 

歷史往前推100年，1919年中國發生“五四運動”，1920年新馬華社反對英殖民地政府對華校施加《學校註冊條例》，此為兩大歷史事件彼此關聯、生發重要意義的交匯點。

 

1919年一戰結束，中國北京大學生因不滿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喪權辱國”，號召廣大青年學生、市民群眾、社會各界人士發起示威遊行，蔚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隨即演變為尊重“民主”和“科學”，推進民族覺醒和文化建設，並實現富國強民的社會啟蒙和民族救亡運動。

 

新馬華社華校回應五四運動

 

新馬華社和華校紛紛響應“五四運動”，掀起反日浪潮，群眾與學生走上街頭示威，搗毀日商日貨；軍警實施戒嚴、武裝鎮壓，群眾學生有所死傷。事件過後，有華校校長、教師多人被捕，甚至被驅逐出境。

（1905年，晚清政府派出端方等五大臣到日本、歐美考察憲政，端方作為中國新式教育的創始人之一，也是中國華僑教育的開創者。圖片來源自網絡）

 

新馬華校回應“五四運動”自有其主客觀因素。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新馬華校辦學模式全面傾向中國化。本時期，中國社會面對政治動蕩、時局紛擾、文化思想巨變，這些也直接衝擊著新馬華人社會和華文學校。例如，晚清時期，清廷為經濟拉攏和政治控制，推動海外華僑興教辦學。其後，維新改革和國民革命，促使傳統私塾向新式學校轉型；維新派人物和革命党人相繼南來，他們或創辦學校，或出任教職，宣傳政治思想，使學校習染政治色彩。

 

1915年，中國反袁世凱復辟和抗議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約》，新馬華社和華校也參與其中，通電反對、演講抗議、下半旗致哀等。積極回應五四“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是新馬華校介入社會政治活動的延續與發展，也因此激發了華族民族主義意識和反殖民主義的政治覺醒，隨後他們即投入轟轟烈烈的大時代社會改革潮流。

 

早期，英殖民地政府漠視新馬華人的文化教育問題，認為那是“外來移民使用母語進行的教育，政府沒有責任承擔”，而任其自生自滅。但是，新馬華社和華校對“五四運動”的響應，讓英殖民地政府意識到華校“被政治化”和師生的激越行為，已經構成社會動蕩，威脅殖民地政府的經濟利益，自然不能坐視不理，須要管制了。

 

政府出台條例管制華校

 

1920年5月31日，海峽殖民地政府總檢察長向海峽殖民地立法議會提交的《1920年學校註冊條例》獲首讀通過，7月5日二讀，10月13日三讀定案。 

（這是在1920年註冊條例中學校申請註冊用的表格。學校所需呈送的檔案包括校址、課程、課本、上課時間表、假期、教員資料、薪金、學費、校產、租約及負債等幾乎一切資訊。圖片來源自網絡）

 

從條例的內容看，其實質目的昭然若揭，主要包括要求學校登記註冊，以便當局詳盡掌握學校的人事、教學、管理和經濟情況；管制華校、防止華校“政治化”，被會黨利用作為集會地點、宣揚政治主張、鼓動師生介入社會政治活動，進而危害社會安寧，損害殖民地政府利益；瞭解學校監理員、董事和教員的出身背景和經歷，確保其思想純正，不會“妨礙殖民地地方上或公眾之利益，或有損學生之利益”；嚴禁學校存在違禁的課本書刊、文檔、器物，以防止用以宣傳政治學說和思想；撤銷或禁止違例的學校、董事、教員的註冊並施以懲處。

 

其時，新馬華社掀起反對學校註冊條例浪潮。檳城教育界組織“檳榔嶼華僑學校聯合會”，新加坡南洋英屬教育總會成功籌組“英屬華僑學務維持處”，通過學校、社團、商戶連署，向議政局提交豁免華校註冊請願書。這期間華社也通過報章，發表反對學校註冊條例的輿論。

 

英殖民地政府似乎不理會華社的抗議與請願，強行在新馬各州議政局三讀通過學校註冊條例。華社震驚失望之餘，再次多管齊下進行抗爭，包括派員向中國政府求援和向倫敦英國政府申訴。然而，華社的請願、抗爭，終被英殖民地政府“個別擊破，分化瓦解”，難以制止學校註冊條例的實行。

 

這是20世紀20至30年代新馬華文教育新興時期遭遇的學校被關閉和註冊被拒、教科書被查禁、校董教師被逮捕和驅逐出境的劫難。

 

新馬華教運動之濫觴

 

新馬華社向英國殖民地政府請願豁免華校受學校註冊條例的支配，雖未竟全功，卻掀開本區域華教運動的第一幕。這項請願行動與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政治覺醒和民族主義意識，以及五四新文化建設思潮有著深厚淵源，反映了時代發展和社會演化對學校教育的新要求。

（南洋女校是當年新馬華社反對1920年學校註冊法令的重要基地，圖為董教同仁的合照。圖片來源自網絡）

 

儘管殖民地政府通過政治手段防禦阻止華校董事教師參與社會政治活動，但是，壓制不了華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從20世紀20至30年代，以至二戰前後的反殖抗日鬥爭，新馬華校董事教師學生始終站在最前線，在民族主義運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2019年，五四運動100周年，新馬華社和華報有所關注和報導；華文教育200周年，大馬華教機構亦有紀念活動。然而，教育學術界未見兩大歷史事件的關聯論述，筆者著文或可彌補缺憾。畢竟，五四與華教下一次百年一遇的交匯，還需要等待100年。 

 

（作者是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教學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