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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柏林峰會”後多國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利比亞結束內戰，達成永久停火。圖片來源：路透社）

1月19日，由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俄羅斯總統普京、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等政要參加的關於利比亞內戰問題的“柏林峰會”召開。而此時，始於2014年的第二次利比亞內戰，已經持續了逾五年。

2011年的第一次利比亞內戰，推翻了卡扎菲的獨裁統治，卻並未給利比亞帶來進步與發展。經過短暫的和平和激烈的權力鬥爭，國家重新陷入戰亂之中。兩次內戰，尤其卡扎菲政權倒台後利比亞混亂的政局與無休止的暴力，讓“阿拉伯之春”帶來的自由民主氣息被濃烈的硝煙味代替，更被一些媒體大肆嘲笑，視為民主變革、“顏色革命”失敗的典型。但真實的利比亞，遠非這樣或與此相反的刻板印象可以解釋。

利比亞陷入如今的局面，是國內國際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的，並非民主自由的後果。相反，當今的利比亞恰恰是缺乏真正的民主與自由的。但毫無疑問，到目前為止，利比亞政治轉型本身的確是失敗的，教訓是深刻的。

部落主義興盛與宗教世俗之爭下的撕裂

與其他阿拉伯國家不同，利比亞缺乏民族國家的歷史傳統。對以阿拉伯化柏柏爾人為主的利比亞人來說，部落認同遠強於國家認同。即便在強調泛阿拉伯主義和國家統一的卡扎菲時代，大多數利比亞國民的部落或地方意識依舊強烈，卡扎菲本人就很偏袒自己的部落及部落所屬的老家蘇爾特。位於西部的首都的黎波里和東部最大城市班加西，也因主導勢力不同而政治傾向迥異。

（圖片來源：法新社）

這樣的部落差異和不平等對待，正是利比亞爆發反卡扎菲抗議和內戰的原因之一。卡扎菲政權倒台後，部族主義誘發了分離主義，過渡政府無力控制局勢，利比亞很快陷入實質上的軍閥割據狀態。

而世俗與宗教之爭，是利比亞分裂和內戰的又一原因。在2012年利比亞國民議會選舉中，伊斯蘭主義者得勢並取得主導地位，成為權力重心的掌控者。在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政黨推動下，國民議會頒佈了一系列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法律和政策，並禁止卡扎菲時代較為世俗化的技術官僚繼續任職。

這些措施自然引發了世俗派尤其前卡扎菲政權成員的反彈。卡扎菲雖已死去，但舊政權人士仍廣泛分佈於利比亞軍政各界。這些世俗精英面對權力的喪失，自不會坐以待斃。曾分別於卡扎菲陣營和反卡陣營擔任高級軍職的哈利法·哈夫塔爾，成為了他們反抗後卡扎菲時代宗教化政權的領袖。

2011年，哈夫塔爾曾參與反卡扎菲的戰爭，擔任反抗軍參謀長。但戰爭結束後，他受到宗教勢力排擠而離開利比亞。但他並未就此放棄對權力的竟逐，而是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2014年，國民議會宣佈延長任期，引發反對國民議會的勢力進一步的不滿。哈夫塔爾乘機舉起了反對國民議會的旗幟，並發動了代號為“尊嚴”的軍事行動，第二次利比亞內戰拉開序幕。在前卡扎菲政權中世俗派軍官和時任總理阿里·澤丹的支持下，哈夫塔爾很快組建起了一支後來被命名為“利比亞國民軍（LNA）”的武裝力量，從東向西發起了激烈攻勢。

正當利比亞國民軍和國民議會支持的武裝激戰正酣時，“伊斯蘭國（IS）”在中東突起。2014至2016年，IS勢力一度聲勢浩大，讓利比亞的局勢更加混亂和複雜。不過，IS興勃亡忽，在利比亞尤其如此。在國際社會的猛烈打擊下，“伊斯蘭國”很快陷入頽勢，並逐步退出了對利比亞勢力範圍的爭奪。

外國勢力的介入與群狼竟逐中的博弈

但“伊斯蘭國”的短暫興起，卻給了許多國家干預利比亞的絶佳機遇。許多中東國家紛紛以幫助打擊IS為名，在利比亞扶植代理人、拓展勢力。在這塊動蕩的國土上，眾多國家都試圖來“分一杯羹”，和當年列強在義和團事件前後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有著微妙的相似。利比亞很快也淪為了周邊和域外大國博弈的戰場。

“伊斯蘭國”在利比亞銷聲匿跡後，各地武裝大致分屬於兩大勢力，即哈夫塔爾率領“國民軍”所支持的托布魯克政府，以及由原“國民代表大會”等伊斯蘭主義者組成的、位於的黎波里的“民族團結政府（GNA）”。外國勢力也根據自身政治需要和利益聯繫而各自押注對立的兩派。

站在哈夫塔爾一邊的，有埃及、以沙特為首的“海合會”諸國（卡塔爾除外）、美國、俄羅斯等國。其中，埃及出兵出力最多。在中東，以世俗派軍官為代表的“自由軍官組織（軍官團）”與伊斯蘭主義的“穆斯林兄弟會”是死敵。埃及塞西政權一方面與穆兄會勢力互有血仇、不共戴天，而另一方面與同屬世俗派軍官的哈夫塔爾在利益和價值觀上都非常接近。

而沙特、約旦等海灣諸國，雖也與世俗派的“軍官團”不睦，但更與主張伊斯蘭共和主義的穆兄會敵對。遵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富得流油的各海灣君主國為哈夫塔爾提供了巨額資金和大量武器。僅僅在去年4月“國民軍”圍攻的黎波里時，沙特就向哈夫塔爾提供了數千萬美元的資助。而被沙特、阿聯酋等國排擠的和制裁、同屬“海合會”成員和海灣君主國的卡塔爾，則遵循同一原則，選擇以金援和政治手段支持“民族團結政府”對抗哈夫塔爾。

本為國際戰略對手的美俄，在特朗普上台後，在局部地區外交利益“一致（至少對特朗普政府而言）”的情形越來越多，在利比亞也不例外。當俄羅斯和沙特、阿聯酋等美國盟國一樣，宣佈支持哈夫塔爾後，特朗普政府將奧巴馬時代支持“民族團結政府”的言行來了個180度大轉彎。特朗普本人還與哈夫塔爾通電話，讚賞後者“在打擊恐怖主義和保障利比亞石油資源方面的貢獻”。

而“民族團結政府”雖然在名義上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但實際支持者卻有限。除了前述的卡塔爾，另一個外援是土耳其。埃爾多安上台後，希望依託伊斯蘭主義擴大土耳其在中東的影響力。而支持信奉伊斯蘭主義的GNA，就是土耳其中東戰略的重要一環。因此，土耳其才冒著與大多數中東國家敵對的風險，力挺GNA，試圖將埃氏政權的楔子楔入這片奧斯曼帝國的故土。

除了以上各國，如法國、意大利、蘇丹等國也紛紛介入在利比亞的博弈，只是相對於前述國家投入相對較小、立場不是那麼鮮明罷了。

無休止的弱旅相搏：戰火難寧的利比亞

（GNA總理薩拉傑（左）與LNA軍事強人哈夫塔爾。圖片來源：法新社）

雖然從外援實力對比上看，哈夫塔爾一方有明顯優勢，戰爭卻長期處於拉鋸狀態。究其原因，第一，是因為埃及、沙特、阿聯酋等國的外援並不那麼不遺餘力，而其他國家的支持則更為有限；相反，土耳其卻直接派兵支援其對手“民族團結政府”，卡塔爾在金援上也不比沙特差多少。第二，也是主要原因，即總體上雙方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戰鬥力都很低下。哈夫塔爾一方雖有兵力優勢，還佔據著利比亞大多數國土，但他本人和手下士兵作戰能力都很差。例如哈夫塔爾曾在1986年指揮著擁有坦克飛機的九萬現代化軍隊入侵乍得，結果被只有三萬人、開著載有機槍和反坦克導彈的豐田皮卡的乍得軍隊擊敗，他本人還當了俘虜，可見其軍事能力之差。於是，兩弱交戰，經過了五年多也沒分出勝負。在未來數月，這場戰爭估計還會持續下去。

至於19日召開的“柏林會議”，大抵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由於利比亞根深蒂固的部族主義歷史、宗教勢力和世俗派在利益和價值觀上的深刻對立、現實中利比亞國內外各勢力的利益衝突，加上雙方勢均力敵互不相讓的局面，戰爭很難結束。但達成局部或短期的停火，還是有可能的。畢竟戰爭持續數年，雙方皆顯疲態。

值得一提且諷刺的是，這次“柏林會議”雖打著解決利比亞問題的旗號召開，卻由法國、俄羅斯、土耳其等國主導會議，直到最後一刻才讓利比亞內戰雙方參與談判。這也在客觀上說明，這場內戰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代理人才是決定戰與和的決定性力量。兩方的代理人都不想停下，甚至希望在此與戰略對手一較高低（例如土耳其和俄羅斯）。因此，這場由內部矛盾和國際博弈共同引發的戰爭，還會繼續在利比亞的國土上燃燒。至於民主自由、民權民生，只有等戰爭告一段落後，才可能在利比亞生根發芽。

（作者是旅歐國際政治研究者，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