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2020年3月，俄羅斯憲法修正案提交杜馬審議，在“一攬子”炫目的修正案條款中，最引人註目的局部便是總統任期問題。

 

在杜馬二讀即將結束時，在俄德高望重的83歲議員捷列什科娃突然發言，提出“現任總統同其他任何公民一樣，都有當選國家元首的權利”，此項建議隨即得到普京原則上同意，並被杜馬通過（380票讚成、44票反對、0票棄權），即刻被寫入憲法修正案。

 

不少觀察者們就此判斷，這一“突發事件”在事先計劃之中，目的是在2024年後繼續參選執政，從而保障俄羅斯國家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國家穩定”才是修憲根本意義

（圖片來源：美聯社）

 

的確，如果這項修正案最終得到憲法法院和全民公投通過，那麽普京在2024年可順理成章利用之。

 

然而，這種線性判斷忽略了“2024問題”過程和結果中的動態性。修憲雖然為普京繼續執政創造了條件，但他是否會如此行事言之尚早，因為他可以在2024年前後的任意時間突然宣布卸任。

 

從結果導向出發，“修憲——繼續執政——國家穩定”的邏輯鏈條並不成立。一方面，繼續執政不是修憲的唯一解，卸任也是一種可能的結果。另一方面，繼續執政也並不是“國家穩定”的唯一自變量，因為卸任不意味著國家失序。在此意義上，修憲為了國家穩定是真，但修憲是為了繼續執政則不一定為真。

 

事實上，此時修憲之於普京個人去留的決定性是存疑的，因為普京既可以在完成修憲情況下卸任，也可在未修憲情況下創造各種方式留在台前或幕後。

 

因此，為普京連任建立合法性是修憲的目的之一，但除此之外，修憲可能另有深意。

 

實現修憲的路徑將發揮關鍵作用

 

修憲的根本意義在於維護2024年前後俄羅斯的政治穩定，但更重要的是，修憲將通過何種路徑達成這一目標？該路徑其實是本次修憲將會引起的直接效應，但它卻在無聲處起到關鍵性作用。

 

首先，普京將通過程序合法性的確立，削弱統治精英內部反對派和競爭派的相對實力。捷列什科娃憲法修正案一經提出便引起了許多政治精英的非議，尤其受到持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人士的反對。一旦修憲成功，普京已有的權力和威望將再次得到法理上的強化，原本渴望在2024年有所作為者將變得機會渺茫。政權內部原本可能出現的政權爭奪戰的激烈程度也會大幅降低。

 

其次，當普京發出連任信號時，“2024問題”便瞬間從撲朔迷離變得索然無味。正如許多外部觀察者的判斷一樣，普京大概率會繼續連任。但這種言之鑿鑿暗含著對俄羅斯政局動態性的忽視，且忽視恰恰會降低外部期待和可能的干涉。

 

因此，修憲保障2024年政治穩定將通過削弱內部政治鬥爭和外部干涉的路徑實現。

 

未來政權交接普京進退有據

 

普京也因此在2024年進退有據——既可繼續執政，又可在政局穩定的條件下進行權力更替。事實上，普京完全具備在2024年進行政權交接的內外條件。

 

在國內層面，經過30年發展，俄羅斯政治經濟生態已具有較強穩定性和可持續性。這體現在普京和“普京模式”對國家的超強控制力，包括對憲法的適時修改，垂直權力體系下聯邦制的穩定，政黨政治可控，羅名制的總統直屬機構體系（強力部門、聯邦安全會議等），以及政權通過管理層任命對重要經濟部門的掌握等等。

（2019年12月29日，烏克蘭和親俄武裝份子交換戰俘。圖片來源：路透社）

 

外部條件在於，雖然國際權力體系和世界經濟結構仍處在調整期，但俄羅斯在捱過2014年以來國內經濟衰退和國際政治被動之後，已逐漸適應了全球政治動蕩和世界經濟失速的新常態。而受惠於自身具備的靈活外交術和經濟內生性，俄羅斯的適應力實際比大多數國家要好。加之國際局勢不穩定因素累積和俄羅斯持續鞏固的傳統軍事實力，未來中短期內，國際關系發展軌跡將向著有利於俄羅斯的方向發展。俄羅斯擁有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和政權平穩過渡的外部條件。

 

因此，本次修憲“一箭雙雕”，既為繼續執政創造條件，又為仍有可能的權力交接降低風險。

 

2024年為穩定交接最佳時間

 

如果普京如他自己所說“應該有保障地定期更換政權，認真考慮以後幾代人怎麽辦”，那麽相較之下，2024年前後是普京進行穩定交接的最佳時間。

 

因為在之後的2024-2030年或2030-2036年，耄耋之年的普京已不再年富力強，生老病死的確定性將使俄羅斯政治的可預測性陡然增加，同時增加的勢必還有前述體制內政治鬥爭的激烈度和不可控度、外部干涉的可能性和針對性，俄羅斯政局反而會陷入更大的不穩定之中。因此，2024年之前或之後緊接著，普京很有可能會在外界對其繼續執政的質疑和批評的喧囂聲中悄然完成接班人選拔和更替。

 

從這個意義上講，2020年修憲之舉可能是普京反其道而行之，為四年後的交接創造靈活可控的操作空間和另一個平行維度上的時間。

 

憲法調整服務於政治穩定

 

此外，從俄羅斯聯邦憲法本身而言，修憲問題並沒有西方政治視域下那樣重大和具有決定性。憲法雖然是俄羅斯的根本大法，但它仍然是其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之一，而作為整體的局部，其調整是與其他政治體制組成部分配合服從於俄羅斯政治穩定的大局。

（2020年1月1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左）在克里姆林宮會見梅德韋傑夫，後者請辭，開啟了俄羅斯政壇大變革。圖片來源：路透社） 

1993年以來，俄羅斯政治發展經歷了蘇聯解體前後的徹底轉型、葉利欽改革時的制度陷阱、普京執政後由亂而治的第二次轉型、梅普二人轉及普京主義的確立，在這一過程中，俄羅斯聯邦憲法及其轄制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一直與時俱進，一定程度的修正因此具有歷史合理性。

 

2020年修憲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後一次。換言之，就算在本次修憲中完成清零或取消任期限制，俄羅斯完全可以在2024年普京卸任後進行回調。

 

普京個人是否連任不應為關注要點

 

總而言之，雖然修憲為普京2024年再次參選奠定了法律基礎，但普京2024年卸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對普京繼續執政的判斷和“2036”的調侃言之尚早，對其接班人的研究仍應繼續。而將關註點聚集在普京個人去留問題上是一種失焦，這種失焦可能對我們研判俄羅斯政治造成誤導，更應該關註的是俄羅斯政治發展本身。

 

2020-2024年仍是向“後普京時代”過渡的轉型期。表面平靜之下仍是暗流湧動，渴望變革的力量仍會增強，社會不穩定性仍會提升。但普京正在用修憲之舉削弱包括內部反對派和外部干涉在內的所有不可控因素，鞠躬盡瘁夯實其“長久之國”的根基，為未來的一切變化做準備。

（圖片來源：克里姆林宮）

20年前，普京接過葉利欽的托付掌管俄羅斯，但事實上，葉利欽在1999年12月31日交出權杖之時離其總統任期正式結束仍有八個月時間。葉利欽出人意料之舉既為自己也為俄羅斯留下了最後一筆優質的政治遺產。非常之時，非常之國，非常之人，普京會效仿這一先例嗎？

 

 

（作者是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