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白先勇與廖彥博合著的《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共三冊）近日出版，前兩冊為《北伐·抗戰》和《國共內戰》，由廖彥博執筆；第三冊《台灣歲月》由白先勇執筆。寫完這本書，白先勇終於了卻了一樁心願：還白崇禧一個歷史公道。

本文著重評說第三冊《台灣歲月》。之前，白先勇在《父親與民國》（2012年）一書裡，對蔣、白關係有過闡述。當時，白先勇還沒有看到蔣介石的日記。不久，蔣介石日記公開，在史學界引起轟動。日記裡透露，蔣、白關係非常複雜，四十年分分合合，蔣也曾多次籠絡、重用白崇禧，向他示好；但也幾度鬧翻，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兩人關係徹底破裂。蔣到台後的日記對白崇禧百般辱罵及嫉恨，白先勇看了，當然會重新思考界定蔣、白關係，並進一步分析蔣介石的心理狀態。經過幾年的資料收集，去年秋冬白先勇開始撰寫《台灣歲月》，寫得非常辛苦。

 

我和白先勇老師常常通電話，談《紅樓夢》、談昆曲、談其他話題，他都興奮不已，開朗樂觀，唯獨提到父親白崇禧，他的語氣頓時變得凝重嚴肅。白先勇自己到了晚境，他說“我越來越能體會到父親晚年處境真是太難了，他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毅力才能挺過來，在台十七年父親被打壓被監視被羞辱，他忍辱負重，能上能下，不卑不亢，保持了一個老將軍的尊嚴和晚節。”一方面，作為兒子，白先勇了解父親，當然要為自己的父親說話；另一方面，白先勇也是在為一位剛直不阿的老將軍鳴不平，論軍事才能和戰功，白崇禧毫無疑問是第一等的，諸葛盛名，傳播八方。於公於私，白先勇都要寫這本書。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從海南島敗退到台灣，1966年12月2日因冠狀動脈梗塞病逝台北家中。他56歲抵台，73歲過世，在台灣度過了艱難的十七載。白崇禧飛抵台灣，按他自己的說法是“向歷史交代”，與中華民國共存亡。

 

白崇禧軍階為陸軍四星上將，那是終身職，但是他在台灣，既無兵權，亦無政權，最後的職位是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白先勇寫道：“戰委會是一個養老院，安置一些來台資深將領，主任委員是何應欽，另一位副主任委員是顧祝同，其他還有孫連仲、薛岳，這些不同派系的將官，這些在大陸都曾身經百戰的老將們，都安置在戰委會這個養老院裡。”白崇禧在台的住家也非常簡陋，“戰委會有些將領，公家配給了高級住宅，父親沒有，於是便在松江路買下兩幢丙種公務員宿舍，因為家裡人多，所以把兩幢前後打通成為一整棟。那時松江路多為公務員宿舍以及空軍的眷村區，全是一些木板平房，漆著軍營似的草綠色。……台灣夏天炎熱，木屋裡熱氣出不去，熱得像蒸籠。”台風季節，屋子還漏雨。白先勇的母親從不抱怨，也不提從前在桂林、上海、南京的房子。白崇禧夫婦就在松江路127號這棟木屋裡度過了他們風雨飄搖的晚年。

 

國民黨丟掉大陸，史學界公認蔣介石責任最大。抗戰勝利，日本投降，這時的蔣委員長是“民族救星”，在國內外的威望達到頂點；然而，短短四年後，他痛失江山，倉皇渡台，成了“民族罪人”，聲譽一落千丈。白先勇分析，蔣介石是一個意志力堅強的人，白天硬撐著，不露心思，但到了夜晚寫日記的那一刻，便心魔作祟，他一定要找一個替罪羔羊，桂系及桂系首領白崇禧就是遷怒推責的首選對象。日記裡，提到白崇禧，用的都是“廣西子”、“白逆”、“奸回”、“誤國害民”等一類惡毒字眼。白崇禧晚年在台，處處被打壓，甚至被特務24小時監視，白的一舉一動，對蔣來說，都是心理上的威脅。一個小空軍叛逃，只是因為他是廣西籍貫，蔣介石馬上產生條件反射作用，憑空想象這起叛逃事件與白崇禧有關，這是典型的妄恐症（Paranoia）。白先勇認為：“蔣介石在日記裡對白崇禧的詆毀已經變成一種執迷（Obsession），脫離事實太遠，近乎心理變態了（Psychopathy）。”

 

書中，白先勇引用《黃旭初回憶錄》裡的話：“蔣先生確實深愛白崇禧的長才，但又每每對他不滿，真是矛盾。”《黃旭初回憶錄》裡還記錄了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一段言語：“蔣先生和各元老談話，常露對白氏的批評，謂其不守範圍。我曾為此與蔣先生辯論，以為他直接指揮下各將官，論功論才，白崇禧都屬第一等，值此軍事時期，既求才若渴，應對白氏完全信任，使能充分發展所長，不可稍存抑制心理。”

 

但蔣先生卻這樣回答張靜江：“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總是合不來，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喜歡他。”蔣介石這句“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喜歡他”，深藏著微妙的非理性因素。蔣對白的軍事天才，顯然是嫉妒的，嫉妒是很可怕的，不需要任何理由，因為嫉妒本身就是最強烈的理由。

 

1954年，白家人發現有特務24小時跟蹤監視白崇禧。監控一事，對白崇禧當然有很大的刺激，蔣動用國家機器對付白崇禧，這種手段類似對待敵人、犯人和罪人。白崇禧自忖乃堂堂中華民國的百戰將軍，如今卻落得被特務監控，形同犯人，真是莫大侮辱。如果白真是黨國罪人，為何不公佈罪狀，明正典刑，而只是采取這種陰暗卑劣的手段！白崇禧考慮再三，寫了一封密函給蔣介石，陳述自民國十三年入黨以來，忠黨愛國，向蔣介石輸誠。密函結尾列舉了被便衣跟蹤的幾個事實，請蔣查明。蔣介石大概覺得派特務跟蹤自己的前國防部長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尤其在自稱是“自由中國”的台灣。於是，蔣派了副總統陳誠去敷衍白崇禧，說：“那些便衣人員是保護你的，我也有。”白崇禧回答陳：“你是副總統當然需要保護，我沒有這個需要。”

 

白先勇寫道：“既然當局派特務24小時監控父親、我們全家，合理推測，我們家的電話也必被監聽，來往信件也被檢查，家裡很可能被裝上竊聽器了，總而言之，父親以及我們全家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統統被‘上報’了。就如同奧威爾（George Orwell）《1984》中的老大哥，我們家也有一個隱形的Big Brother，睜大著一雙電眼，在監視我們的言行舉動。”白崇禧的老秘書楊受瓊口才甚佳，出言詼諧，愛發鬧騷，一天楊秘書在白府學蔣介石罵人，一口寧波土腔，維妙維肖，大家笑倒。白先勇母親走進來正色道：“你們不要在這裡亂講話，連累長官。”

 

1962年12月4日，白先勇母親手術失敗，噩耗從手術房傳出來後，白先勇到外面休息室去打電話通知母親的弟弟二舅，白先勇寫道：“我從窗子可以看到樓下的停車場，那部車牌15-5429的黑色吉普車，赫然停在那裡，那三個情治人員立在車前面，他們大概也得到消息了，三個人指手劃腳，交頭接耳，很興奮的樣子，我突然感到，在我們家最慌亂、最哀痛的時刻，這幾個由高層派來監控我們家的情治單位人員，嚴重的侵犯了我們家的隱私，這是一種莫大的不敬、不尊重，是一種有計劃的凌辱。如果當時我手上握有一柄機關槍，我很可能向著那幾個跟蹤特務橫掃過去。”可見，那些年，特務的跟蹤對白家的隱私和情感造成了極大的干擾和傷害。

 

白崇禧是回族，信奉伊斯蘭教，他在世界回教界聲望很高。入台後，他軍政權利全部被削，但還擔任回教協會理事長。馬來西亞、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約旦等國領導人訪台，指定要見烏默爾白（Omar Pai，白崇禧的回教名字）將軍。對此，蔣介石也懷恨在心，成立“五人小組”——任務就是迫使白崇禧辭去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一職，在政府扶持下另設一個中國回教青年愛國大同盟（簡稱“回盟”），和白崇禧領導的“回協”唱對台戲。白崇禧1957年只得被迫辭去“回協”理事長。由此可見，白崇禧在台舉步維艱。晚年的白崇禧，回教是他的精神寄托，連這點宗教安慰，蔣介石也從中作梗。雖然不是回協理事長了，但作為一個教徒，白崇禧每周五仍去清真寺禮拜，和教友們在一起，他感到溫暖。

 

實際上，蔣介石日記裡，除了痛罵白崇禧，也罵宋子文、胡適、何應欽，連最親信的陳誠也不放過。在日記裡罵人成了蔣介石發洩怒氣的習慣。1960年10月13日，他在日記裡罵胡適：“此人實為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其乃危害國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賊。”罵人罵多了，蔣也就成了罵人的行家，虧他想得出“狐仙”一詞。蔣罵胡適，因胡提倡民主自由，反對蔣介石違憲三連任。

 

這本書另一個“重點”就是白崇禧與李宗仁的關係，可能會改變甚至會顛覆固有的“李、白”一體的印象。白先勇分析，1948年，李宗仁出頭競選副總統，是蔣、白矛盾激化的導火線，也是李、白開始分道揚鑣的序幕。白崇禧知道，蔣介石心裡已經有了副總統人選：孫科。所以白崇禧反對李宗仁競選，但李競選決心已定，不願收回。李飛抵南京，向白崇禧求援，白基於兩人幾十年的舊情，不得不出面幫助李宗仁，最終擊敗孫科。這個結果令蔣顏面無光，蔣與李、白關係又開始走向分化。蔣介石對白尤其氣惱，因為白自抗戰以來，一直在中央任職，國共內戰開始，又任蔣介石的國防部長。蔣介石心想：在競選這件事上，李、白到底又搞在一起了，白最終還是站在了李一邊。蔣介石的惱怒也是可以理解的。白崇禧雖然幫李宗仁競選成功，但對李此舉內心是不認同的，李、白之間也埋下不和的因素。

 

國民黨崩潰前夕，李宗仁不作交代，以代總統（李1949年1月21日就職代替總統）的身份飛去美國治病。對此，白崇禧也曾強烈反對，兩人關係進一步緊張。蔣介石想利用白對李的影響力，說服李宗仁主動辭去代總統，以便他名正言順恢復總統職位。若李不肯辭去代總統，蔣在台復職就是違憲。但是，李宗仁決意和蔣對著幹，白崇禧在台致電李宗仁，勸他退位，李置之不理，非但不理，而且在美不斷發表反蔣言論，蔣介石滿腔怒火都發在白身上。在蔣眼裡，白這枚用來牽制李的“棋子”已失去意義。李宗仁在外的一言一行，對於在台的白崇禧和桂系官兵都是一種壓力。1965年，李宗仁投奔大陸、“回歸祖國”的消息傳到台灣，讓白崇禧及桂系人員更加處境艱難、無地自容。

 

白先勇寫道：“父親與李宗仁自廣西統一，李、白、黃廣西三傑桃園結義起，北伐龍潭之役，李、白合作擊潰孫傳芳，扭轉危機，抗戰徐州會戰，二人共同指揮創下台兒莊大捷，全國士氣為之一振，李、白名聲響徹國內外。可是，到了最後，兩人竟因政治立場不同，走向割袍斷義的絕境。”

（白崇禧與葉公超（左）一起狩獵）

 

書中還提到白崇禧與陳誠、葉公超、周德偉等人的交往。

 

到了台灣，白崇禧一直坐冷板凳，而陳誠權傾一時，是蔣介石的寵臣。對白崇禧遭受的不平待遇，陳誠內心大概是同情的。他倆關係微妙，在大陸時，兩人軍事戰略不同，常起衝突。但兩人私下，都相互尊重。1962年，白崇禧過70大壽，時任“副總統”和“行政院長”的陳誠身穿長袍來白府拜壽，白先勇公允評論：“那一輩的國軍將領，自有他們的風度。”

（1962年，白崇禧（前排右一）70大壽，陳誠（前排左一）到白家拜壽）

 

在台最後十七年，白崇禧除了宗教的寄托，狩獵、下棋也是他排遣孤寂的方式。外交部長葉公超是他的獵友，私交甚篤。白先勇評說：“父親和葉公超，兩人個性相近，守正不阿，是極少數敢對蔣介石說真話的國民黨官員。”葉後來因外蒙古入聯合國問題與蔣介石意見不合，外長一職被免。葉公超也是文學天才，是研究英美詩歌的專家。胡適、錢鍾書對他也很佩服，胡適就稱讚“葉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葉公超一表人才，打獵服穿在身上特別帥氣，但槍法不準。白崇禧“常笑說葉公超是‘理論狩獵者’，因為葉談起打獵頭頭是道，但經常空手而歸。”

 

白崇禧晚境艱難，門前冷落，在位的官員為了自保，多不敢上門，怕被特務上報，周德偉是個例外。“周德偉當時是財政部關稅署署長，這是個敏感的位子，可是周德偉沒有顧忌，不怕密報，照樣大大方方經常出入我們家，陪父親下一局圍棋。”周德偉是湖南人，不僅學問好，而且為人剛直，性格耿介，快言快語，針砭時弊時辛辣如湘菜。“據他兒子周渝說，周德偉退休，政府只給了他16萬退休金，兩夫婦還得靠兒女供養。”白崇禧過世後，白先勇把“他們兩人時常對弈的一副圍棋送給周德偉作紀念，感謝他不畏情治監控，常來陪伴父親。國民黨內還有像周德偉先生這樣風骨錚錚的人，實在難得。”

 

大家都知道台北有個紫藤廬茶館，其實這就是周德偉故居。1975年周德偉退休赴美，兒子周渝接管這幢日式宅院，周渝雅好文藝，並開放空間，支持一些剛起步的處於探索階段的藝術家。1981年，老宅在周渝之手改為紫藤廬茶館。紫藤廬裡保存著周德偉遺照及“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對聯，有了這張照片和這副對聯，紫藤廬就不僅僅是一間茶館和藝文場所了。

 

白先勇寫小說和散文用一支筆，他寫歷史傳記類文章用的是“另一支筆”。

 

幾年前章詒和讀了白先勇寫的長文《養虎遺患——父親的憾恨》，連連驚嘆，沒想到白先勇還有這一手！中國文化的傳統是：文史不分家，譬如《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史書，同時也是最佳的文學作品。白先勇在訪談中曾說：“我記得我在台大念書，大一便學了《史記》，用其中的十幾篇文章當作古文教材。後來想想，學到這些實屬有幸，《史記》的文學性是一流的，對人物的刻畫以及場景的描寫均極為生動。”可見《史記》對白先勇影響很大。

（1952年10月29日，白崇禧去松山機場送圍棋神童林海峰赴日本深造）

 

白先勇的“另一支筆”就是司馬遷的史家之筆。譬如：白崇禧晚年在台喜歡下圍棋，而且他一向愛護人才。白崇禧對少年林海峰十分呵護，募款供他去日本學棋。1952年，11歲的神童林海峰去日本深造，白崇禧親自到松山機場送行，一老一少在機場合影留念。1966年，林海峰功成名就，返台期間登門拜訪白崇禧（當年年底白崇禧歸真），林海峰已長得高大魁偉，兩人再度合影，笑容燦爛。2013年，白先勇訪日，在東京大學有一場演講。在日期間，林海峰請白先勇吃飯。關於這次聚會，白先勇只寫了一句話：“在席間他（林海峰）追憶道：我還記得長官的手，好溫暖。”席間，兩人一定聊了很多，但白先勇只摘取這一句，就足夠了。“我還記得長官的手，好溫暖”一句，就是白先勇的太史公點睛之筆。

 

白崇禧1966年12月2日在台病逝，9日追悼會公祭，喪禮按照最高標準的國葬儀式。當天，蔣介石第一個前來靈堂獻花致哀，並題挽額“軫念勳猷”。第二天10號，蔣的日記馬上變臉，發洩餘恨：“昨晨往吊白崇禧之喪，其實此人為黨國敗壞內亂中之一大罪人也。其能在行都如此善終，而未像李宗仁、黃紹竑之降匪受辱以死，亦云幸矣。”白先勇最後總結道：“‘君臣一體，自古所難’太史公司馬遷在《淮陰侯列傳》如此結論。歷朝為了君王開疆辟土立下汗馬功勞的大將：韓信、李廣、岳飛、袁崇煥，沒有一個有好下場。中國人的名言‘伴君如伴虎’，蔣、白關係亦可作如是觀。”

（配文照片由白先勇先生提供，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