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修例風波時代,香港還有中間力量嗎?

時間:2020-10-19 港澳




香港已踏入“後修例風波時代”。說風波已經結束,社會似乎已基本回復平靜;說是踏入“後時代”,因為“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回台灣自首的事尚未解決,而每逢特定日子,地區還會有零星非法集結和抗議。

 

有人說,經歷過去一年的社會事件後,香港已無“中間派”;也有人說,只有“中間力量”才有望修補社會撕裂。前者彷彿是社會實況,但後者也不無道理。

 

筆者認為,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應該有最多“中間”的人;而“兩端”越多、“中間”越少的社會,就越撕裂。“中間群組”是社會上最大的變量,他們會隨著時間流逝、個人經歷變化、社會事件影響等而改變立場。

 

“中間人士”是社會最大變量

 

沉默的大多數,不等於“中間人士”;但“中間人士”,很多來自“沉默的大多數”。

 

本文且以最直接明了的語言解讀這個議題:廣泛而論,介於“建制”和“泛民”之間的,都算“中間”。“中間力量”涵蓋的政治光譜,由“溫和泛民”到“開明建制”、由“中間偏左”到“中間偏右”,甚至包括游離於泛民和建制之間的人士。

 

先說“中間取態”的市民。以前的香港,不是一個政治社會,但隨著近年社會越趨撕裂,“黃”、“藍”白熱化對壘下,部分政治冷感的市民和“沉默的大多數”開始歸邊,部分則感到無所適從。認同“中間立場”的市民有一些共同點:他們或許不太關心政治、沒有明確政治訴求、較聚焦民生議題,抑或不認為政治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出路;他們對社會現狀不滿,渴望改變,但既不認同泛民的立場,也對建制不滿,從而把希望寄託在另一種選擇上。

 

值得關注的是,選舉結果不能完全反映香港“中間取態”市民的多少。香港選舉實行選民登記制度,並非所有“中間”市民都會登記做選民;其次,不少自認“中間派”者,選舉時也未必會投票給“中間派”候選人。這原因有很多,可能出於對傳統候選人的信任,也可能是很多“中間派”政治人物地區資源和認識度不足,又或者,他們沒有信心“中間派”會在選舉中取勝。

 

二元對立下 “中間派”挑戰重重

 

再看“中間派”的政黨或政治人物。

 

過去香港不時都有一些政黨和政治人物提出要走“中間路線”。他們經常強調,要在建制和泛民間,對話、溝通、協調、提供第三條路。這個出發點是好的,原意是不完全被意識形態牽著走,跨越左中右立場。但隨著社會走向兩極化,“中間路線”在夾縫中越來越難生存,在二元對立的政治結構下,提出“中間立場”的人兩邊不討好:“中間偏左”的被建制陣營視為立場不堅定,“中間偏右”的被泛民唾棄為叛徒,“不左不右的中間”被標籤為“騎牆派”。

 

再加上修例風波引發的連串非法暴力事件,在年輕人朋輩熱血的回音壁下,衝擊了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的很多傳統觀念。不少極端人士不屑“中間人士”提出對話、談判的理念,更視修補撕裂為天方夜譚。

 

發展不成熟的香港“中間派”,未能走出一條鮮明道路:內部缺乏統一協調,論述理念社會願景皆模糊,既沒有穩定支持群體,選舉中亦無法大量吸票,現實結果只能成為一種表態,無法為社會帶來建設性改變的同時,只能在選舉中“鎅票”,分薄傳統票倉的票源。政治浪潮席捲而來時,“中間派”隨即被巨浪淹沒。

 

政治光譜大洗牌 香港需要“改革派”

 

壁壘分明的選舉機制裡,“中間派”自然缺乏取勝條件;但要為社會困局尋找出路,“中間人士”又是最該團結的力量。

 

修例風波告一段落,“港區國安法”的推出,填補了香港長期存在危害國家安全的法律漏洞,香港的政治光譜也經歷了大洗牌:“泛民主派”已變成“反對派”,非理性地立場先行,原有的光環和角色褪色,進退兩難;激進“本土”派勢被DQ,被拒之議會門外,只能淪為不成氣候的“在野”違法群組;傳統建制派如果缺乏改變誘因,也無法為香港破局。

 

筆者認為,與其對“中間派”彌補社會撕裂抱有希望,不如說,香港更需具備戰略眼光的“改革派”,在尊重守護“一國兩制”現有制度的前提下,又能跳開立場看香港問題,大刀闊斧為這座城市帶來變革。

 

“改革派”需要一股揉合極端力量的第三種力量,但其角色並非單純的“溝通”、“對話”、“協調”,在平衡兩股極端力量而找出社會各方都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的同時,更要提出符合香港各階層利益的規劃。

 

在涉及主權及國家安全等原則性的問題時,沒有政治角力可談,絕不能觸碰挑戰底線,並需加強相關方面的教育,彌補追回香港回歸後不足的工作;但面對青年向上流動難、房屋供應不足、民生醫療難題、勞工福利問題、資源分配不公等現況時,須審時度勢,打破固有“霸權群組”的利益,當機立斷,為基層及弱勢社群謀求福祉,為中產階級守護核心價值,並爭取香港與內地、尤其大灣區其他城市在經濟層面等的互動合作。

 

社會撕裂下,很多市民早已厭倦泛民與建制間的對立戰。“改革派”需要有“中間派”的溫和立場,但絕不應成為當今僵局的延伸,而是需要清楚區分政治與民生的博弈,不被政治問題和立場綁架,不畏首畏尾地直面其他經濟民生問題,把更多“沉默的大多數”和正走向極端的人士拉回到“中間力量”,香港才能有轉機。

 

回到本文最初的問題:後修例風波時代,香港還有中間力量嗎?假如有,該怎麼壯大這股力量?假如已經沒有,下一步又該怎麼做?筆者梳理了現存的問題和提出了建議,至於能否真正行動落實,把建議變為方案,願智者能給出答案。



(原發於《思考香港》)



(作者是鳳凰衛視高級記者,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三策智庫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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