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張愛玲記性不好，本有許多例子，讀宋以朗編輯，皇冠近期出版的70多萬字《張愛玲往來書信集》，更加深了這種感覺。

以往印象中，張愛玲的壞記性集中於日期和數字。比較著名的“公案”，有關那篇誕生了張氏金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的《天才夢》。直到晚年張愛玲還對19歲時在《西風》征文中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耿耿於懷，但學者和張迷們考證，無論是征文字數限制、征文格式乃至獎項等，她都記錯了，而且可能當年就沒看清楚征文廣告具體條款。征文字數限制5000以內，她誤以為500，她最終得到的名譽獎第三名，她寫成“特別獎”，甚至把自己獲獎文章的1500多字，記成490多字。

不久前翻家中舊雜誌，無意間找出2004年7月號的《印刻》，這期的張愛玲專輯裡，刊載了一封1966年6月4日她寫給華盛頓英國大使館的信件。事緣其時張愛玲有意應聘某大學駐校作家，需學歷證明，她因文件遺失致函港大要求補發，但港大註冊處只證明其“兩進兩出”，只字不提她成績優良獲獎學金等榮譽，幾番交涉未果。當時香港仍為英國殖民地，她去信駐華府的英使館求助。為說明自己的狀況，千餘字的信裡有這樣一段：“……1955年我移民美國，60年代嫁給一位美國人，獲得美國籍。我的母親已歸化英國籍，於1958年在倫敦過世……”

這封信以前沒讀過，饒有興致，可讀到此處心裡真是一驚：她和賴雅登記結婚是抵美的第二年，1956年8月14日，8月18日她還寫信告訴鄺文美，怎麽忽然變成了“60年代”？其母黃逸梵1957年10月11日在倫敦病故，10月24日她在給宋淇夫婦的信裡準確地報告，母親已“在兩星期前去世”，給使館的信裡卻白紙黑字寫成“1958年”。

這封信由陳姿羽翻譯為中文，蘇偉貞寫導言，兩人都沒發現，因此也不見註明信中的“筆誤”。的確沒人會想到，1966年的張愛玲46歲，僅屬中年，記性再差，也不至於把母親去世的年份和自己再婚的年代都搞錯，而且是在一份致官方機構的正式信函裡。

所以，當我在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書信集裡看到那麽多的“我記錯了”“我又忘了”，不再驚奇莫名。張愛玲在美國很大程度上靠稿酬生活，卻連皇冠某個時期固定給她的稿費是半年還是一年2000美金都弄不清楚。更離譜的是，1955年她離港赴美前，在宋淇幫助下向電懋公司預支了兩部劇本的全部稿費，五年後卻忘了個一幹二凈，經鄺文美提醒才想起確有這回事。一個最怕欠人錢、欠人情的人，居然忘記這麽一筆款項，簡直不可思議。

這幾天翻閱我蠻喜歡的書評人劉錚的一本隨筆集，赫見有篇文章名為《張愛玲記錯了》，記載了張愛玲作品中的字句錯誤、出處錯誤、情節錯誤、張冠李戴，總共22例，讓人大開眼界。引用的錯誤，我在陳子善所著《張愛玲叢考》中也讀到過，說張愛玲在《談吃與畫餅充饑》中，把魯迅翻譯的蘇聯作家淑雪兼珂（也譯左琴科）1926年的短篇小說《貴家婦女》，誤記為《包子》；而張愛玲所寫的“包子”，魯迅實際上譯為“肉饅頭”。

陳子善和劉錚都眼尖，當然火眼金睛有學問打底。對祖師奶奶他們很尊敬。劉錚這麽說：“在人情物理上，在遣詞造句上，張愛玲都可說是個心思極細的人，不過，她對引用是否精確，似乎並不怎麽措意。加之彼時查檢資料匪易，張愛玲又沒有藏書的習慣，引用時有些誤記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往大處說，張愛玲顯然沒有‘照相式的記憶能力’，也許有的只是一個poor memory（差記性）；她留下的筆誤著實不能算少。”

劉錚解釋，自己讀書時記下這些並無他意，只是覺得好玩——張愛玲也會記錯哦！文章末尾還引了桑塔格小說《火山情人》裡的一句：“天才啊，就跟美一樣，一切，好吧幾乎一切，都會被諒解的。”

有意思的是，和他把筆誤皆歸結於記性和未查證資料相反，張愛玲在《對照記》裡說：心理分析宗師認為，世上沒有筆誤或是說錯一個字的事，都是本來心裡就是這樣想，無意中透露的。這話她之前也說過，宗師指的是弗洛伊德。

但也正是在《對照記》裡，張愛玲留下了另一個著名“筆誤”：把有案可查的1945年7月21日在滬上一場“納涼會”裡與李香蘭的合影，註寫成“1943年在園遊會中遇見影星李香蘭”。而仿佛循著張愛玲所說弗洛伊德的思路，至今已見兩位學者試圖分析，張愛玲這個一錯兩年的“筆誤”，只因記性太差，還是背後另有意味深長的緣由。

篇幅所限，下次再談“背後”。

（作者是旅居加拿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