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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上海《雜誌》月刊社主辦的“納涼會”上，張愛玲（左）與李香蘭的這張合照引人矚目）

《對照記——看老照相簿》是張愛玲最後一部作品，也是她僅有的自傳體圖文對照集。書中的“圖四十一”為一張珍藏了近50年的與李香蘭合照，她寫：1943年在園遊會中遇見李香蘭，要合拍照片，她太高，兩人並立會相映成趣，有人就讓她坐下，李香蘭侍立一旁。

“《餘韻》書中提起我祖母的一床夾被的被面做的衣服，就是這一件。是我姑姑拆下來保存的。雖說‘陳絲如爛草’，那裁縫居然不皺眉，一聲不出拿了去，照炎櫻的設計做了來。米色薄綢上灑淡墨點，隱著暗紫鳳凰，很有畫意，別處沒看見過類似的圖案。”

1943年，這個年份錯得離譜，正確的時間地點是：1945年7月21日，上海鹹陽路二號，由《雜誌》月刊社主辦的“納涼會”。依據是1945年8月的《雜誌》，上面刊有《納涼會記》一文，配圖除了這幅張愛玲與李香蘭，另有一張合影：保持同樣姿勢的李香蘭與張愛玲之外，還見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和閨蜜炎櫻，一位身份不明的陳女士，兩個長衫男子——申報社社長陳彬龢、平報社社長金雄白。而據中國留日學者、現為日本東洋文庫研究員的邵迎建在《張愛玲的傳奇文學與流言人生》一書中考證，鹹陽路，就是如今的陜西南路在1943年到1945年的路名，它更為老上海人熟悉的名稱是“亞爾培路”。鹹陽路二號，那時是金雄白的私宅花園。

出版《對照記》的1994年，是張愛玲離世前一年，急景雕年的她，對當年那條祖母老被面改成的裙子，從質地、顏色、圖案、花紋，到來歷、款式、設計、裁縫，都記憶猶新歷歷分明，為什麽偏偏把拍照的時空記錯了？這個“1943年”，這個“筆誤”，透露了怎樣的信息？

邵迎建認為，懂得張愛玲的一生，這個謎便不難破解。對張愛玲來說，1943至1945年是今生今世最輝煌的日子，短短兩年寫出《傳奇》和《流言》，初出茅廬便躍上文壇峰巔，“在大腦的數據庫裡，這是一份完美無缺的檔案，沒有細目，整塊展現在記憶的屏幕上。”——這個說法甚為誘人：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人生階段，記憶是混雜一片，條理不清的。

至於邵迎建指出的張愛玲把“納涼會”寫成“遊園會”，在我們看來似乎不算筆誤，就像本地人說去“戲院”或是“電影院”看電影，並無實質分別。但邵研究員咬住這兩個詞的差別，找到了他的答案——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也“筆誤”了，查幾個版本的《對照記》，張愛玲寫的都是“園遊會”而非“遊園會”——他從陳年的《申報》中翻檢到，1944年7月8日，上海新聞聯合會在哈同花園的中央廣場舉辦了有工商各界千人參加的“市民遊園演講會”，遊園會的演講者為中央海軍學校校長姜西園中將，日本海軍當局特派軍樂隊演奏名曲，節目還包括紅星歌唱、電影名片放映。

雖然以政治為中心的新聞報道大篇幅突出的是姜氏演講，並未具體提及當晚的演唱紅星和到會名流，邵文卻認定，紅星“極可能”就是炙手可熱的李香蘭，已屬上海文壇名流的張愛玲，“順理成章”也應在場。他由此推導出，張愛玲與李香蘭，正是在這個場合首次會面：“……有聲有形的第一次相見，是在這次遊園會上。對其印象之深刻，不可磨滅。隨著歲月的推移，後來的印象都淺了，平了，只留下這一道刻痕。多少年後，在張愛玲的大腦庫存裡，與李香蘭所有的緣分都並入了這一回。”

他進而說，當年張愛玲站在公寓（愛丁頓公寓，今常德公寓）的陽台上，是能看到哈同花園一角的。哈同花園也算是張愛玲的街坊。張愛玲1944年在《萬象》連載的《連環套》裡，也兩次提到這座傳奇的園子。“金雄白的私宅花園與哈同花園，規模雖不能同日而語，但局部應有相似之處：都是帶花壇草坪的西式洋房。光憑照片的背景及西式軟墊椅，在張愛玲記憶中，不知不覺，金雄白私宅花園置換成了哈同花園，‘納涼會’也隨之化為了‘遊園會’。”

是耶非耶。有一點是肯定的：張愛玲從未提到，至今也沒見任何資料顯示她到過哈同花園那場“遊園會”，所以，邵先生建立在假設基礎上的論述，推理成分濃厚，更像一則想象力豐富的虛構。遺忘之謎撲朔迷離，令人信服的剖析，出自大陸留美學者、現任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黃心村教授。她在一篇精彩論文裡，以六頁半的篇幅，探討拍攝於日本投降前夕三個星期的張愛玲與李香蘭合照，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或許”。

下回繼續。

（作者是旅居加拿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