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趕在2020年歲末（12月30日），中歐領導人共同宣佈如期完成投資協定談判，這被美歐主流媒體解讀為美國對歐施壓未起作用：“中歐冷落了美國”。說中國冷落了美國是對的，但說歐盟冷落了美國，恐怕還需斟酌。

這項投資協定談判雖然是中歐雙方的事，但也事關美國，所以美國關心很正常，而且能在2020年底前完成談判，這裡確實有美國因素在起作用，但美國到底對歐盟施加了多大壓力，外界就不清楚了。

而拜登在當選美國總統後，已表態要改變特朗普時期甩開盟友單挑中國的做法，在包括經貿等問題上同盟友協商，共同抗中。可如果把拜登的話理解成華盛頓願單方同布魯塞爾協商對華政策，而布魯塞爾無需響應華盛頓，亦不準確。拜登的潛台詞其實很明確，在美歐處理對華關係上，美國要同歐盟協調，歐盟也應同美協調，所以在媒體報道中歐可能於年底結束雙方談判後，美國候任總統國安顧問沙利文推文呼籲歐洲夥伴“應當先與拜登政府磋商，討論對中國經濟行為的共同擔憂”。沙利文的意思是，歐盟該停止和中國剩下的談判，等拜登政府上台，跨大西洋聯盟確立好共同的對中立場，歐盟再和中國談投資協定。

沙利文的推文當然不只是表達他個人——更是表達拜登過渡政府對布魯塞爾不顧華盛頓關切、“自行其是”的擔憂，但相信拜登過渡團隊並未對此采取什麽措施。換屆交接期的亂哄哄讓拜登團隊只能全力應付特朗普可能的搗亂，騰不出手應對其他。在特朗普還在台上的情況下，歐盟亦不好就此事和拜登團隊商討。另外，拜登過渡團隊沒有提出完整的經貿政策，也阻礙了歐盟和美方的溝通。

有鑒於此，雖然沙利文的推文傳達的信息布魯塞爾是接收到了，可止於推文未有進一步行動，當然令人懷疑它會對布魯塞爾產生什麽實質性影響。美國現政府對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也做出了表態，副國安顧問博明30日向“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稱“歐盟正致力於在美國新政府上台前夕達成一項新的投資協定，美國兩黨和政府領導人對此感到困惑和震驚”，不滿顯而易見。從博明此話看，華盛頓可能對布魯塞爾施加了“關切”，也可能沒有。然而，即使表達了“關切”，“施加者”也不大可能是白宮或國務院，而會是商務部、財政部或貿易代表等經濟部門，這很可能導致華盛頓的“意見”在布魯塞爾和德法等國“打折”。因為外界看到，歐盟在結束談判前，專門就27國的立場開了一次協調會，說服了波蘭等個別響應華盛頓的國家，同意2020年完成投資協定的談判。

可見，在該投資協定的談判上，要麽美國對歐盟施加的壓力尚不足夠強硬到讓歐盟改變主意，要麽歐盟從過去四年的經驗以及美國當下現實中得出，美國不再是過去那個讓歐洲信賴和放心的美國，歐盟為自己利益計，需要獨立的對華政策，而非跟在美國後面亦步亦趨。

歐美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和重疊的地緣政治利益，這是它們能夠結成半個多世紀盟友的基礎，然而，在對華經濟問題上，雙方又存在著高度的競爭，中國14億人的大市場尤其四億中產階層的消費升級，是各自的企業和政府不能忽視的。其實，歐盟不但面臨著和美國在中國市場的競爭，也面臨著中國本土企業強有力的競爭。若歐盟不能和中國達成一個受法律保障的框架協議，後來居上，在中國市場就只能受美排擠，落後於美國。因為華盛頓已捷足先登，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及拜登上台後可能的第二階段協議，將鎖定美國在華利益，在這一方面，美國難和歐盟分享。故歐盟不太可能天真到聽拜登喊幾句“美國重新回來”，要團結盟友，就以為美國會放棄以己為主，兼顧盟友利益的立場。

可能正是出於這種考量，歐盟要利用美國權力交接的空窗期，和中國完成投資協定的談判，掌握主動權，因為一旦響應拜登號召，等美國新政府上台，那時即使美歐協調對華的政策和立場，很可能也是美主歐從，特別是若美先與中國進行相關討論，歐盟更將失去對中貿易談判規則上的主動權。

但如果由此斷言歐盟此後不再聽從美國的“勸告”或“脅迫”，兩大經濟體貌合神離漸行漸遠，那還過早。倘若美國的情資掌握得準確些，由特朗普或拜登出面向歐盟喊話，事情或許不至像現在這般，畢竟歐盟在和中國的投資協定談判上，怕是會認真思量一番的。

（作者是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