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解困新聞學”

時間:2021-01-14 港澳



筆者一個記者朋友,日前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在屋邨商場無意看到一部類似飯盒販賣機的機器。仔細一看,機器頂部寫着“賽馬會逆境同行食物援助計劃”,原來是速凍餐自助提取機,專為疫情下失業及就業不足的人士而設,提供最長一年食物援助,過渡性紓緩他們的經濟壓力。而考慮到取餐人的工作及作息時間不定,相關人士只需到自助提取機掃二維碼,就可彈性領取速凍餐。

 

朋友說,這機器,這計劃,讓她有點感動。香港並不完美,貧富懸殊嚴重,但這計劃能因應社會和經濟環境轉變,迅速籌備和實踐,直接幫助有需要的人,值得點讚。

 

筆者隨後和好幾個朋友聊起這件事。遺憾的是,計劃推出已三個多月,媒體報道毫不起眼,了解此計劃的記者行家似乎並不多,行外人知道的更是寥寥無幾。

 

相反,近日幾宗自殺個案被媒體詳盡報道。尤其是一名與演藝界有關的人士,其個人背景、家庭資料、甚至自殺遺言等都被媒體詳盡透露。這不僅僅有機會對逝者家屬造成二次傷害,更令人擔心的是,過分渲染聳動性的報道會造成傳染或模仿效應。2016年初,香港就曾出現“學童自殺潮”,最嚴重時九天發生七宗,有些媒體大篇幅詳細報道個案細節,提出問題卻無法解決,引起社會熱議。

 

筆者認為,相比起直接報道各種社會民生問題,香港媒體可參考“解困新聞學”(Solutions Journalism)的報道手法,積極介入社會問題,並探索各種解決途徑。

 

“解困新聞學”近10年在西方興起,由美國的大衛·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提出。他認為,要幫助社會進步,僅提高公眾的社會意識、或引起公眾對問題的憤怒是不夠的,必須改變思路,提出嚴謹對策,解決社會最緊迫的問題。換言之,媒體不應該只致力於發現並報道問題,更應致力於解決問題。

 

近年,內地一些媒體也在進行類似的探索,例如將民生難題推向社會,以互動形式發動民眾參與制定解決方案。雖然香港曾有資深媒體人嘗試投入“解困新聞”研究,但似乎未能成為主流。

 

海外學者曾做過一個簡單實驗,媒體報道敘述同一個社會問題,但分成三個不同版本:第一版本只報道新聞事實本身,第二版本報道新聞事實並附加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第三版本報道新聞事實及一個不奏效的方法。實驗參與者被隨機分到三個不同組別,分別閱讀上述同一版本的報道。結果發現,閱讀第二版本報道的參與者,負面情緒較少,對新聞的評價也較正面。

 

香港遭受了社會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打擊,令社會瀰漫着負面情緒。傳媒作為社會的第四權,應發揮輿論監督政府的正面力量。與其圖文並茂渲染性地報道負面新聞,不如把更多鏡頭聚焦於民生領域,在揭示問題的同時,更側重於解決方案的探索,加入成為“解困”平台,啟發政府管治、引導民眾發揮社會力量,參與幫助“解困”。

 

 

(原發於《香港文匯報》

 

 

(作者是鳳凰衛視高級記者,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港區全國青聯委員,三策智庫秘書長)

發表評論
0則留言

熱評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