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9-08-28 歷史與文化
(余先生和幾位常來美國穿梭的近(老)臣有過討論,原本打算在奧運過後,9月1日派我回紐約總部接任總編輯,但到了美國經實地感受,又聽了各方反應,覺得事不宜遲,決定提前任命我。作者供圖)
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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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多變,我在洛杉磯只待了四個月。
四個月的洛城歲月,我安安份份地辦着地方報。我說過,勿以善小而不為,一份只有美西華人地方新聞内容的報紙,一樣可以辦得精彩。我曾經誇口,即便余先生要我去非洲辦報,我也辦給他看!
這表示,我是一個愛報紙的人,一個以任務為導向的人,一個願意受命于余紀忠的人,一個在萬般困難中也要殺出一條血路的人。
四個月的美西經驗,我這樣做到了。
我首先把第一落四大張的最後一版,變成美西的頭版,因為那是外頁,又是彩印,只要手拿報紙,向右一轉,首先就映入眼簾,最是抓眼球。以往這個版放的是藝文消息,題材受限,不可能顯現報紙的力度。
既然在美西編報,就沒有道理把這麼好的版面做成了“報屁股”,一定要讓它翻轉過來,創造封面效果。因此我每天選擇美西地區與華人利害相關、生活相關、話題相關或興趣相關這類要緊的新聞,做出份量感,放在這個版位上;同時在標題與編排上也力求活潑明快。使人人爭讀,拿在手上覺得滾燙。
我什麼事都還沒做,就這麼一個觀念的改變,讓報紙馬上受到了注意,擁有了口碑,同仁們在外走路就有了風。足見華文報紙在編輯概念上進步得還不夠,我在美東也曾多次表達這方面意見,可惜當時的頭版總顯得老派而死氣沉沉,常使我慨嘆:這是我們要辦的報紙嗎?
採訪主任再怎麼能幹,也只是個稿件輸入者,總編輯才是輸出者,這兩人配合得好,報紙才好看。稿件的輸入不良,固令巧婦難為;但輸出不佳,便似一粒老鼠屎搞壞一鍋粥。總編輯要很有本事化腐朽為神奇,或無中生有,創造、激發議題,起碼要善用議題。好的總編輯不能沒有想法,更不能浪費了別人的好想法。如前所述,我是在方向、題材、内容上很有想法的人,供輸稿件不是問題,如今又掌握輸出,輸入輸出完全做主,真有如魚得水,揮灑自如之感。
接下來,為了提供更多服務資訊給讀者,我特別規劃了移民與法律、旅遊與娱樂、教育與就業、理財與投資、房地產、購物與消費等六個主題,依同仁的專長做職能分配,按日分由一位同仁集稿、主編,增加了内容的豐富、實用和可看性。這個計畫獲得報社經費支持,既增加了同仁的收入,又充分運用人力,讓他們多了發揮空間,於是個個士飽馬騰。
美西的總經理余啓成(大家習慣喚他Frank)與我同庚,是余先生的長公子,因是專業會計師出身,很有財務觀念,常被人說很摳門兒。但在我提出的改版花費上,Frank、Rosalind夫婦倆與我合作無間,我不覺他們摳門兒。這段洛城時光,我很感謝有他們的信任和支持。
對於華人權益和參政的問題,我在美西也持續關注,但是在這裡,我却對參選爆炸的現象表達不認同;對不具成熟條件的參選表示不支持,陳李婉若參選事件就是一例。
洛杉磯蒙特利公園市長陳李婉若,是第一位華裔女市長,相當受人矚目,她在(1983年)出任市長不久後,就想角逐聯邦眾議員。我們儘管樂見華人在政治上出人頭地,却並不主張心浮氣躁與迫不及待。我們希望華人更要思考應該怎麼走,應該怎麼穩當地走、有效地走,使得已經晚了好幾十年的華人參政道路,莫要因為誤走寃枉路而再蹉跎。
(2019年2月,一本關於這位傳奇女性的口述史書籍——《陳李琬若:第一位美國華人女市長》正式出版。)
陳李婉若聽到了這個聲音。有一天晚上,她親自來到編輯部,表示不選了。她說,的確她的實力、聲望、準備的程度都不夠,問我可否幫她代擬一篇不參選的聲明。我感覺她真誠,又並不違背新聞原則,就在下班後提筆一揮而就。第二天,她在記者會中逐字宣讀,感性表達了“不是休止符,而是鳴槍起跑”的心情,表示兩年後“婉若願為大家出征,而且願為大家帶回勝利的成果。......讓我們攜手並進!”氣氛很是感人。
我們成功地“消停”了一次因華人參選而帶來的傷害,讓華人參政保留了元氣。各方對我們的處理方式自始至終都極為讚許,我也覺得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不虛此行。
南加州的太陽無比溫煦,我在洛城的工作得心應手,與同事相處愉快。眼見業務蒸蒸日上,同業備感壓力,各方不吝稱道——真是一幅政通人和的好景象,與紐約時期相比,我彷彿置身天堂。誠然是,舊事已去無暇顧,只留故人在念中,唯有好好珍惜當下了。
然而這樣的好日子過不了太久。4月7日,余先生電召舊金山,當天他先和幾位常在美國走動的老友有些接觸。第二天,在余府的一張小圓桌邊,他、Frank、我,我們三個談著談著,突然間他一臉端肅凜然下令:“天瑞,你去接下來!”
Frank和我同時“啊”了出來。他“啊?天瑞一走,洛杉磯怎麼辦!”我“啊?又要大搬家啦!才不到四個月啊。”
這哪是余先生在意的問題。我看得出來,他這趟來美,充滿憂慮。老實說,這幾個月,以前我不好告訴他的,之後自有人直接間接、主動被動地告訴他了。從他開口說話或談問題的方式,我就分辨得出他在不在狀況內。紐約編輯部裡,編譯主任黄肇松仍一如過往盡職盡責地從各種報刊上選譯好料,但自產新聞與專欄的供輸則大不如前,常有缺稿和内容貧乏的狀況。這可不是美東地方版,而是事關門面的一、二、三版啊。許多人有了這樣的觀感:“美西的報紙變得好看了,反倒美東的報紙難看了!”余先生尷尬地發現,在用人上他的確出了問題,他在苦思怎麼解決。
後來聽說,余先生和幾位常來美國穿梭的近(老)臣有過討論,原本打算在奧運過後,9月1日派我回紐約總部接任總編輯,但到了美國經實地感受,又聽了各方反應,覺得事不宜遲,決定提前任命我。余紀忠終於在這個晚上要派出子弟兵接掌軍符了,我的這番進階過程,便好似合了他調我西來當時所謂的“深意”,何其折騰!
(我是一個愛報紙的人,一個以任務為導向的人,一個甘願受命于余紀忠的人,一個在萬般困難中也要殺出一條血路的人。作者供圖)
總編輯換人,必然牽動高層人事,余也似胸有成竹。為了免得對人對己太過尷尬,原則上不開走一個人,他緩緩道出:社長不變,總編輯改調總主筆;至於原來的總主筆,由他親自請陳裕清先生移任副董事長並代理董事長。
余紀忠決定即刻先往紐約部署,等他張羅好了再召我東去参與布達(宣布傳達。通常指人事命令的公布),並囑我利用這段時間好好檢查身體。他發現我多年來反胃的老毛病還沒好,仍不時乾嘔。
那個晚上,等我們逐漸回過神來,Frank丢出了一個題目:“爸爸,如果社論有問題的時候,該由總編輯定奪呢?還是總主筆定奪?”
大哉問(指問得好)啊,好個Frank!余先生一時答不上話來,沉默不語。
由此可知,余家對“時報化”不够深的人依然心存顧慮。但如今既要人家讓位卻又納入監管,恐遭駡名;但若命我袖手,又礙於我在場不好說。
我是這個問題唯一在場的當事人,見余先生不語,便打破沉默:“余先生,通常依報社慣例,總主筆主持筆政,總編輯綜理編務,各司其職。社論是總主筆的權責,應該由總主筆決定。”
我並不是個愛攬事的人,也不想當“小警總”,况且總主筆又好似是被我“擠走”,此後我不但應多尊重,還該避免形成工作矛盾,社論的事最好不由我決。
如果余不認同我那個說法,他就要在我所說的“慣例”之外,做出規定;且要向相關的人說明清楚,以利執行。
但這顯然是個合他心意的想法,聽我話聲一落,當即拍板:“就這麼辦!”除此沒有其他叮囑,不論這時候還是這以後,余先生都沒有其他叮囑。
從這裡明顯看得出來,余先生的確比較缺乏關於制度性的思考,等到後來社論出了事,他的反應是,把有黨政背景的人推上前來。前後相比,倚輕倚重,各走一端,前面顧到自由派觀感,後面又只顧向保守派交代,這充分顯示其因時制宜、見機行事的人治作風。
我以為我免除了責任,當然沒有!在後來的社論事件裡,總主筆固然承擔了責任,余先生依然對我有看法,我也承受著內疚,只是彼此都沒有說出口。在這種體制下,責任不是一種明文而有形的東西,何況在情感道義上,它無形相隨,永遠揮之不去。
不過我倒是影響了美西總編輯的接任人選。余先生原來還是傾向從外面挖人,經我分析利弊得失後,他終於接受我的建議由卜大中(台灣新聞工作者)內升。余先生希望藉此建立鼓勵優秀同仁的制度,使既有人才不擔心被埋沒,報社得以生生不息,棒棒相接。可惜後來報社關門,一切成空。
其實,要跟余先生談制度很難。在人事問題上,往往再好的制度,他是制定者,更是破壞者。對我們來說,制度帶來穩定,便於運行;對他而言,制度帶來束缚,影響發揮——權力的發揮、創意的發揮、謀略的發揮,甚至魅力的發揮。
對待人才,他有一比:有如吃碗內看碗外,時常四處搜尋美食,不大重視相融和搭配。時日一久,矛盾橫生,若非人才往外走,就是人才不敢來。這回我成功促成接任人選,不是我有多厲害,而是與余先生屬意的外人不願應命前來有關,蓋因該員害怕“日後被糟蹋”。當他對我明白道出這個理由的時候,我暗自向他翹起大拇指,忍不住讚他一聲“聰明”!
(作者是優傳媒文創公司董事長,《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人及總編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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