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如竟没有炬火，《美洲時報》便是光（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
時間：2019-09-10 歷史與文化
（北美地區所有華人都將睜大着眼睛，看《美洲中時》怎麼處理可預見中國大陸將大舉奪得奧運獎牌、而台灣將相形失色的新聞。作者供圖）
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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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第23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7月28日到8月12日在美國洛杉機舉行，這是全球華人的大事。
這一年是中華民國名稱參賽受到國際抵制，連續兩屆被摒於門外以來，第一次以“中華台北”之名重返奧運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取代了1972年以前常年由中華民國為代表的地位，終於得以繼1952年之後再度以“中國”之名參加奧運。
也就是說，台海兩岸中國人自分裂以後，30多年來將第一次共同出現在國際場合，並將同場競技。
在進入《美洲中時》奧運新聞報導這個主題之前，容我先簡述一下二戰後中國與奧運的關係。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中華民國接管台灣。1948年以中華民國為内涵的“中國”奥運代表團參加了倫敦奥運會。這是兩岸首次在統一狀態下參加的奧運，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
為了奧運會，自視為代表全中國的中華民國可謂歷盡滄桑。先是力爭中國代表權，後是力爭奥運參賽權。
1950年國民政府退居台灣，國際奧委會從1952年起就沒給台灣好日子過，原因是台灣扛着“中華民國”這塊牌子。而“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實際範圍遠不足以涵蓋整個中國，故遭除名；但又因中華民國是聯合國會員國，不甘遭除，旋即改以“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重新入會。因此，每隔四年台灣都要為了代表中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在國際間頑强地進行一番折衝樽俎，備嘗艱苦，形成以下的待遇 :
1952年，赫爾辛基奥運，中華民國因“漢賊不兩立”，退賽。中共代表中國。
1956年，墨爾本奥運，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台北不出，中國不入”，退賽。國府代表中國。
1960年，羅馬奧運，國際奥會正式剝奪中華民國的“中國”名義，限制必須以“台灣”為名，中華民國代表在開幕典禮中手持“抗議中”白布條，走在“台灣”名牌後面進場。
1964年，東京奧運及1968年墨西哥奧運，國際奧會與中華奧會各執一詞，各自表述，台灣勉强維持了代表中國的局面。
1972年，慕尼黑奧運，台灣贏得一次外交勝利，獲得國際奥會正式通過，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賽。這是歷史上的最後一次。
從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後，“中華民國”在奧運會就再也不能蒙混過關了；加以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美國給予中華民國退出歷史舞台的壓力，如雪上加霜。以致 :
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加拿大因已與中共建交，力主中華民國代表團必須改稱“台灣”，否則不發入境簽證。行政院長蔣經國拒絕妥協，代表團在運動健將楊傳廣等人率領下，全體撤返台灣。
1980年莫斯科奥運，美國抵制蘇聯侵略阿富汗，發動64個國家集體抵制，拒不參賽，台灣亦在其中。事實上，此次因美國遷就中國大陸，導致台灣奧運會籍未決，台灣竟首度沒有獲得美國邀請，但在國際事件掩護下，算是躲過一次明顯的尷尬。
中國代表權的身份一去不復返，接下來台灣便要為如何能參加奧運而戰了。改弦更張是大勢所趨，否則台灣將再也不得其門而入。
依照《奥林匹克憲章》規定，參賽國必須是以國家的名稱，也必須使用國旗國歌。中華民國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際間雖也有人主張北京中華奥會、台北中華奧會並存，但這個提議不到半年就被推翻，1979年的《名古屋決議》進一步要求台北中華奧會必須改名，並且要另定旗歌報核。
由於《名古屋決議》與當時的《奥林匹克憲章》明顯不合，1979年底國際奧會委員徐亨與中華奧會主席沈家銘便一狀告到瑞士洛桑（國際奥會總部所在地）地方法院，指控國際奧會違憲。結果國際奧會敗訴，並須支付開庭費及補償原告所有訴訟開銷。
不過，由此又促使了1980年國際奥會修改憲章，把原來規定各參賽單位從“國家名稱”改為“代表團” (delegation) ，且可以不使用國旗國歌，改用代表團的旗歌。
這個修改，為“中華民國”這個被認為不存在了的國家名稱解了套，也以 "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這個台灣奧委會的組織新名詞，出現了 "Chinese Taipei" 這個台灣代號，“中華台北”便應運而生了。也就是說，不管中華民國是不是個國家，只要“中華台北”被認為是奧運代表團，便享有奧運參賽者的一切權利。
但這個安排還要能獲得國際人士與台北政壇的認可才成。新任國際奧會主席薩馬蘭奇與徐亨為此多次會商且分別奔走，中華奧委會與國際奧委會終於在1981年3月23日簽訂了協議書，奠定了台灣重返國際奧運的法律基礎。
直到洛城奥運開賽前，1983年，中華奧會還在向國際奧會爭取使用中華民國國歌為代表團團歌，但被國際奧會嚴拒，最後只好以國旗歌送交出去，排除了重返奧運的最後一道障礙。至此，台灣確定了不會再代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遂得以順理成章地代表中國參加奧運了。
這就是《洛桑協議》、《奧會模式》的歷史背景，儘管這樣的磋商充滿無奈與妥協，但得之不易。後來這套方法也應用在台灣參與其他非體育的許多國際組織上，讓台灣因“中華台北”之名而得以入會。
如今許多人對“中華台北”之名及其旗、歌不滿，但若將它抛棄，幾無可能即刻尋得與謀得替代之法。或許當年以“台灣奧會”為代表團之名，可能為國際奧會所接受，但這不可能發生於當時以“一個中國”為概念的台灣執政當局，而今亦不可能實現於中國已臻世界第二大強國的國際現狀。若為台灣的國際空間著想，以不變應萬變，恐怕才是讓台灣不致絕跡於國際組織的最佳選擇，1984年的洛城奥運就是它初試啼聲的開始。當年如此，今日亦然；意圖僥倖，必易生亂。
那個時代，兩岸之間還是形格勢禁，以台灣的新聞用語為例，仍然對中國大陸充滿禁忌。比如，不能稱其為“中國”，要名之為“共匪”，連稱為“中共”都可能受情治機關側目，疑為故示親善、是何居心？至於報導的尺度，只能報其憂不能報其喜，否則有對中共抛媚眼之嫌，對中共領導更不能有一字之褒。總之，因政治因素影響於新聞專業的有形無形束縛，多不勝數。
作為要在海外爭取人心的報紙，《美洲中時》勢必要褪去特定時代的政治符號與政治色彩，因此在開報之初我們編委就進行過多次討論。首先摒除“匪”字，“共匪”、“毛匪”、“匪酋”、“匪黨”、“匪諜”、“匪軍”。至於“中共”、“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稱謂，《美洲中時》的做法是，本報自己的撰稿概稱“中共”或“中國大陸”，亦即不以國家待之，奉國府為“正朔”；但外電或來稿如何表述，則以忠於原作、不加改動為原則。而中國大陸的好好壞壞，皆以發生的事實為憑。當然，這樣的做法，台灣方面肯定有人是有看法的。
如今奧運新聞將至，必有大量的大陸消息要披露，且因大陸的體育實力可觀，也必有大量的奪牌消息要報導。當新聞一方面面對形格勢禁，一方面還要顧及專業思維的時候，要怎麼處理？
《美洲中時》必須做出抉擇。
我們的思考是 :
奧運舉行的地點在美國洛杉磯，正是《美洲中時》發行美、加全域的主要現場之一。毫無疑問，北美地區所有的華人，都將睜大着眼睛，看《美洲中時》怎麼報導這個備受矚目的消息，怎麼處理可預見中國大陸將大舉奪得奧運獎牌、而台灣將相形失色的新聞。
（從左到右依次是第一位參加奧運的台灣人張星賢、亞洲鐵人楊傳廣、飛躍的羚羊紀政。圖片來源自網絡）
在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參加奧運的歷史上，我們只得過楊傳廣的男子十項銀牌及紀政的女子80公尺跨欄銅牌，以致中國在奧運史上至今還是金牌“處女地”。由於中國大陸體育實力堅強，這次參賽，將是中國人尋求“零的突破”的機會，加以當時的蘇聯因報復美國對上屆莫斯科奧運的抵制而退賽，中國的金牌數亦會持續攀升。
1984年台海兩岸還處在敵對狀態，奧運新聞的内容勢將相當程度地對兩岸政治造成影響。
但這是一個新聞，是大家關心的新聞，是連續發生在華人身邊長達半個月的新聞。對於這樣的新聞，新聞媒體豈能蒙眼塞聽，公然偏頗、撒謊、隱匿、縮水？不僅不能，由於它具備了畫面豐富、内容跌宕的特質，在報導上、在版面上給予相匹配的安排，恐還是大眾傳播工具應為當為之事。
如若不然，《美洲中時》一年多來在讀者心目中建立的專業形象，將一夕摧毀；好不容易為台灣在美洲建立的信譽橋頭堡，也將為之土崩瓦解。此後，什麼“開明、理性、求進步；自由、民主、愛國家”，就都不必吹了，將會受到無情的質疑與挑戰。
換言之，這是身為來自台灣的媒體在海外進一步建立公信力的關鍵時刻，《美洲中時》無可逃避地要迎向這個時刻，在此時代交替之際，承擔起歷史的跨越。
【簡說周天瑞】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70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刊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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