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社論引發中美關係“海嘯”
時間：2019-10-03 歷史與文化
1984年9月25日，余紀忠突然出現在紐約編輯部，他不是為受到黨內批判的奥運新聞而來，而是為《美洲中時》一篇批評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 (Ronald Reagan) 的社論而來。
那一年，正是美國里根總統競選連任，《美洲中時》對此十分重視。9月21日總主筆交於我一篇由孫慶餘主筆撰稿的社論，孫素來非親國府人士，我略加留意這篇社論，發現對里根有些批評，且並無新意，乃與總主筆商之，后為尊重總主筆職權照發此文。
（1984年8月22日，里根總統和布什副總統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一個酒店舉行的歡迎集會上合影。圖片來源：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老實說，在美國這個民主國家，批評總統是有如家常便飯的事，就好像台灣現在一樣，媒體沒有一天不這樣做。而我們這種在美國屬於“少數民族”報刊呈現的批評言論，倘使拾人牙慧，並無多少見地，要說會獲得多大反響，幾乎如天方夜譚。但奇特的是，這篇社論才一刊出，台北的電話就打來了。
據《中國時報》發行人儲京之先生說，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與他通電，要他轉告余紀忠：“美國政府對這篇社論非常不滿，恐將影響中（台）美關係與對台軍售！”並要余先生即刻赴美處理。
這篇社論才登出來，美國政府不僅馬上看見，而且馬上惱怒，還要駐美代表錢復向台北反映？並明確表示將影響雙方關係及對台軍售？
（1984年鄧小平與羅納德·里根及其夫人南希·里根 (Nancy Reagan) 在北京見面，當時中美在對台軍售方面有較大分歧。照片來源：美聯社）
《美洲中時》的影響力在國際上何時竟達到這等高度，台美關係何時竟緊密到如此，雙方之間的往來怎地竟好似市井小民相互拌嘴這個地步！
余先生辯無可辯
這究竟是美國政府的反應，還是台灣駐美代表處的反應？究竟是台灣在美工作人員的反應，還是華裔共和黨部那些在台美兩頭逢迎的人的反應？或，根本又是某些別具用心的人投台北所好，見縫插針，借題加碼坑陷《美洲中時》？都有待深究。
但余先生是真的緊張了，整個變了一個人。聽了儲京之轉達的一番話，他即刻上了飛機，在美國西岸稍事停留，便拉了陳裕清先生，轉頭出現在紐約編輯部。
進了會議室，余先生神色黯然、聲音低沉，告訴大家：“奧運新聞雖然受到批評，但我們沒有做錯，我應該承擔。可是這篇社論，對台的影響太大了，我無話可說，辯無可辯！”
在這個前後只有三分鐘的會議裡，他交代不可再批評里根，並要另開紙上座談給予總統肯定以平衡報道，孫主筆不待通告即刻停稿，余先生最後說，接下來的日子他必須為此善後，以免傷及台美關係和影響對台軍售。我猜充其量也就是跟華裔共和黨部那幫人說說好話吧，畢竟火是這些幫里根助選的人點起來的。不過看得出來，他真的非常當回事，他甚至的確很擔心里根會因此而落選。
第二天下午，在余先生單獨與總主筆談話後，總主筆被解了職。如前所說，社論權交回陳裕清等具有黨政背景的人之手，事情有如蹺蹺板一般。整個情勢我看在眼裡，知道故事又要重演了。在追隨余先生過往的經驗裡，當政治氛圍寬鬆的時候，我可以大有發揮；當它收緊的時候，我要準備退場了。但這時候我若主動表示，是試探？是將軍？是逼宮？是落跑？都不好。
一月之差 有如天淵
我還有着說不出的彆扭。記得那段“金山夜談”嗎？那一夜，余命我去紐約接總編輯，余啓成追問社論誰決，余先生的拍板是：尊重正常體制，由總主筆決定。如今，社論出了問題，我該不該向他表示抱歉？表示，顯得矯情；不表示，顯得不夠意思。關鍵是，我並不認為那篇社論值得那麼大驚小怪，值得鬧那麼大；而我即使要表示抱歉，也要順其自然，非為討好，同時還要說出心裡的話。
我沒去找他，他也不像以前老找人開會，出入顯得前所未有的異常隱秘，可能真如他說為了善後，在外跑動。余先生有幾次找我，不知是否天意，偏巧沒找到，見了面又礙於別人在場不好說。總之，這陣子辦公室空氣很冷，余先生與我之間的温度也很冷。一個月之差，有如天淵。
我在記事本上寫着：
近日之事覺得心涼，興味跌到冰點了矣，我報前途堪憂。
巧合還是命定？“奧運新聞為匪張目”和“批評里根禍害台灣”，接連兩個對《美洲中時》的指控，都恰恰發生在宋楚瑜接手國民黨的文宣工作以後。
自從去年王昇垮台，劉少康辦公室解體，手操文化生殺大權、接班管制媒體的就是宋楚瑜。他因侍從蔣經國得力而出任新聞局長，與另一位同樣出身侍從的文工會主任周應龍，互為股肱，是蔣經國掌控文化與媒體的左右護法。由於宋楚瑜較為強勢，擅於對外肆應，人氣也比較旺，因此不管他當的是哪個官，早就是蔣經國身邊對文化界呼風喚雨的人。
這等文化大總管對《美洲中時》最至關緊要的權力就是外匯放行，《美洲中時》的辦報費用在中央銀行結匯前，必須由行政上的主管機關新聞局及黨務上的監管單位文工會核准。
時報少不了吃苦頭
錢是《中國時報》的，放不放出去的權卻牢牢掌握在宋楚瑜、周應龍這兩個文化大總管手上，更準確地說在宋楚瑜手上。
一直以來這就是卡住時報脖子的利器。他既可要挾《美洲中時》必須配合政策，亦可控制在台灣的《中國時報》和時報雜誌不得“越軌”，這當中少不了刁難、拖延，讓你《中國時報》嘗盡苦頭。若寬鬆一點，他可以要求你半年一結匯，但也可以縮緊，要求你三個月一結匯，甚至一個月一結匯。節奏的改變，讓你著急、揣摩、心生恐慌。再比如，他可以派遣中層人員送件就行，也可以要高層人員前去答話，還可以要你大老闆親自到場掛保證、說好話。層次的升高，讓你折節曲從，仰望求告。
隨著指控無限上綱，結匯的間距縮短和頻次增加是顯而易見的結果，本來由發行人洽辦的事，後來往往要余紀忠以董事長之尊親自跑上好幾趟，甚至面報蔣經國，否則遲遲不放行，《美洲中時》便有斷炊之虞。那時候，隨著報份的增長，《美洲中時》的發行和廣告收入都有改觀，但為了跟上時代趨勢，正積極準備電腦化以及在舊金山籌設工廠，仍有不小的財務負擔需要母報支應，靠的就是結匯。
坦白說，不管宋楚瑜承不承認對中時耍弄過什麼骯髒手法，有關他這方面的傳言在中時內部是甚囂塵上的，諸如刁難外匯、出言恫嚇、逼迫換人，可說五花八門，給予《美洲中時》的人極壞印象。但後來在他政治生涯需要支持時，未聞中時體系的人對他施加過報復，說來中時對他還真是厚道大度。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曾擔任蔣經國的秘書，現如今仍活躍在政治舞台上，手中握有2020台灣總統大選提名門票。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是巧是不巧？曹聖芬、王惕吾、宋楚瑜、周應龍這幾位“卡余”的人都是侍從出身。曹、王分別當過蔣介石的文武侍從，宋、周則是蔣經國的秘書，他們最大的特色就是唯主子之命是從，是凡涉及主子的權力、名譽與安全的，必然謹小慎微，崇尚保守穩當，而不做理性思辨。
就拿《美洲中時》的奧運報導來說，怎麼單單用“為匪張目”四個字就能為它定位？《美洲中時》究竟為什麼要這麼做？有什麼現實環境上的道理？各種方面的反應是什麼？這麼做有什麼對國府的利多？有什麼長遠的影響？今後遇到類似的情況是否要改變作法？如果下手打壓《美洲中時》，國府會得到什麼？會失去什麼？難道都不需要當個問題深入解析？
時報一股寒流來襲
文化大總管不但沒有向《美洲中時》取經，也沒有因《美洲中時》而激發思考，反倒讓他們的主子做了一個愚蠢的裁示，叫他們去整理海外文化隊伍。不過時隔34年，這種文不對題的事與鴕鳥般的心態，換了黨換了人還在發生，是不是要嘆一聲34倍的可笑！
余先生連續在紐約待了12天，每個人都感到寒流來襲，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人會得病，我私下聽得見工作同仁們抱怨連連，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因此在余先生離開東岸後，我邀集了大約10位主要同仁在中城的山王飯店餐會，想為這段時期的空氣污染消消毒。
我很誠懇地說，我知道近來氣氛不好，大家心情也不好，請每個人盡情宣洩，有話直說，不要有任何保留、任何顧慮。
話音剛落，一個個把憋了許久的一肚子話一股腦兒傾吐而出。各位同仁的顧慮有：每天不知道怎麼落筆，害怕動輒得咎；今後報紙是不是要大轉向；以後對讀者又要如何交代；還有關心余老闆能否挺住以及報紙會不會關掉…...
林林總總的這些具體反映了大家的憂慮，一場奧運的輝煌戰役打下來，這批英雄豪傑如今卻像泄了氣的皮球。
我表示了和他們同樣的心情，也指出了報社的確遭到政治力打壓，因此這個時候政治的新聞勢必要做些收縮，等風頭過了再說。但是，新聞不只是政治，也不是只有政治新聞才是新聞，我們能不能多找些政治新聞以外的新聞，使它也處理得很好，讓報紙一樣好看，讓讀者不覺《美洲中時》有什麼改變，還是一份用心的報紙。這樣是不是比較好？
感謝上帝，這番話大家聽得進去，心情也平靜了，於是便轉而開始聊起其他的新聞點子了。
就這樣，吃過了飯，眾家好漢一起高高興興同去報社上班了。看得出來，大家又有了精神。
但是，造化弄人。一進到辦公室，一個特大號的政治新聞赫然在目：江南被殺！
（作者是優傳媒文創公司董事長，《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人及總編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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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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