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案的“臨門一脚”讓華文報紙走上末路

時間:2019-10-17 歷史與文化


(1984年10月15日,《蔣經國傳》的作者——筆名“江南”的劉宜良,在美國舊金山自宅被殺手殺害,三槍斃命,史稱“江南案”)


1984年10月15日,我走進編輯部,即刻獲知江南被殺的消息。由舊金山發來的這則新聞,報導了當天早上九點多,江南在大理市自宅被人連開三槍斃命。


江南,本名劉宜良。 我來美後曾讀過他寫的《蔣經國傳》,不覺為嚴謹權威之作。幾個月前他來到紐約,他的好友設宴接待,我受邀同席,得緣相識,然無心儀之感。他長我15歲,性情豪爽,說話很多,卻無從令人信服,我不自覺會想與他保持距離。


當時有關他的傳聞就不少:他是蔣經國政工幹校的學生,來美後原想以寫《蔣經國傳》拿博士學位,後來迫於生計沒有如願,卻用了那些未經查證的材料鬻文為生,國府派人勸他修改或打消出版,他要了錢卻食言。不只如此,他還打算寫《龍雲傳》、《吳國楨傳》,甚至《宋美齡傳》,據說都會涉及傷害蔣家形象。另一個對他更不好的說法是指他拿台灣、大陸、美國三方面的錢提供情報,是所謂“三面間諜”。總之,他是一個相當受爭議的人。


這些訊息若不知道,那麼他的死充其量就是個普通的社會新聞。偏偏只要在美國華人文化圈稍有涉足的人,對他的種切都早有聽聞;不過,喜不喜歡他是一回事,再怎麼樣都不能殺人。人命關天,不是兒戲,這個謀殺案令人嗅得到蹊蹺,就更不能等閑視之了。


在當天警方的處理過程中,因作案者逃之夭夭,暫時沒有掌握到任何有關兇手的蛛絲馬跡,無從做出研判,也沒有任何這方面的訊息。


這個新聞自然使人心生一問:誰要殺他?既是三面諜,三個方面都有可能。但未聞大陸或美方有誰受害於他,明顯不喜歡他而且與他有嫌隙的只有台灣,或者說就是蔣家。這個新聞明天一見報,必定眾口一詞論定: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連此刻的《美洲中時》編輯部也幾乎人人都抱持這個看法。


這是一個相當不利於台灣方面的特大號政治新聞。


但江南要寫的其他傳記多半是與上一代蔣家有關的事,對當時的蔣家政權毫無影響。即便《蔣經國傳》或跟這一代有關,蔣經國在台已是大權在握,統治基礎穩固得很,聲望正隆,任憑江南怎麼醜化他,也不會傷他半根汗毛,蔣有必要大動干戈派人到美國來殺這麼個“無足輕重”的文人嗎?如果真的這麼做,那是十足不明智。


但看來看去,的確還像是有這個可能,糊塗情報員幹糊塗事,古今中外多得是。何況情報員又出身侍從,護主心切,揣摩成性。果真如此,台灣可要倒大楣了。


我才剛剛和同仁們說,此時此刻政治新聞要收縮一下,但不偏不倚地來了這麼一個古怪的政治新聞,能說不是造化弄人?


怎麼處理?


我一邊照常進行當天其他新聞的核發稿,一邊在腦海裡琢磨着怎麼處理這個新聞。余先生如果在場,早就意見一堆了,但是他已離開紐約,因行跡隱密,沒告知去向,我無從請示。身邊同仁不少,我若找幾位一起商量,把責任分出去,再簡單不過,不必我傷腦筋,但我沒這麼做。


我沒這麼做,是為獨自攬功嗎?其實,這件事明擺的是“有功無賞,打破要賠”。有何功可攬?推出去都來不及,哪有獨攬的道理?


我隱約意識到,這個新聞除非做到完全淡化,否則不論怎麼處理都討不了好;而完全淡化,肯定不會是余先生所指望《美洲中時》的模樣。這個時候如果硬要找到他請示,就是要他負責;如果召人共商,就是把重大責任轉嫁給同仁。二者都叫“推卸”。況且,哪怕討論得再多,終究還必須由總編輯思慮清楚之後做出決定。


因此江南被殺案這則新聞不是一個要不要討論的問題,而是一個總編輯要不要承擔責任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必須自己想,該怎麼做才不會讓余先生即刻遭難,又不會辱沒了他辦報的盛名,這是我作為他的老部屬又是此刻當職的總編輯,要扛起責任的時候了。


想到這裡,我逐漸平靜下來,回到正常處理新聞的狀態。


通常,當重大新聞發生的時候,除了主新聞之外,必會配以反應新聞。反應新聞不外乎訪問相關的專家或熟悉當事人的朋友。在江南這個新聞裡除辦案人以外別無專家,而辦案人能說的都已在新聞之中,那就只能問問死者的生前好友有什麼看法。我也的確需要透過他的朋友,瞭解報社編輯部以外的看法,以相互印證。


於是我請紐約的採訪主任胡鴻仁採訪江南的至交陸鏗,並請洛杉磯的總編輯卜大中訪問阮大方,阮大方是刊登《蔣經國傳》文字的加州論壇報總編輯。為了存真,我請胡、卜不要過濾,原汁原味寫,我看過後再決定如何處理。


很快,稿子分別都發來了。一如預期,陸、阮二人不約而同地認定這是國民黨派人幹的政治謀殺,並同聲譴責,措詞毫不客氣。


照今天的新聞處理方式,或海外當時一般報紙的處理方式,這是多好的新聞素材,哪管嚴不嚴謹,肯定二話不說,將這兩則各有一千多字的訪問稿一字不漏刊登出來,必有人喜歡看。


我再怎麼冒失大膽,也不能如此恣意行事,何况他們兩位的推斷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


但我並沒有直接棄用。我仔細看完兩稿後,親自改寫為大約四、五百字的背景稿,保留了他們對江南這個人的瞭解,把其中所有指涉“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的說法全部删了個乾淨。


重點在,陸鏗推論江南與人無錢財瓜葛,所以不是財殺;他對女色不感興趣,所以也不是情殺。接着就論斷為“必是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我删掉了這個推斷的結論,但留下了推斷的前提,即“不是財殺”和“不是情殺”。


意思是,我把他們的“論斷法”改為“排除法”:不是情殺,不是財殺。至於是什麼殺?不表。若問,既如此,豈不就明指為政治謀殺?但我們沒說,更沒說是國民黨所為。


我承認,這是一個“葉底藏花”兩面光的作法:如果不是國民黨所為,我們沒錯,因為全文無此一詞。如果確為國民黨所為,我們也沒錯,因為文中埋有伏筆。


這是沒辦法的事,畢竟可靠的資訊不足夠。而在那個當下,一方面要因應眼前十分嚴峻的政治環境,一方面又要能對新聞的專業立場與明日的歷史評價,有個起碼的交代。


我也承認,在這個節骨眼上還要去想什麼專業,什麼歷史,什麼交代,真是不知死活。


不過我也沒有偉大到這麼不知死活,從下面的思考裡就看得出來。


接下來的關鍵決定是,要把它登在第幾版?登多大?


左思右想,還是要回到我們是華文報紙的這個基本屬性上,當華人人權受害,華人當選州長,華人榮膺環球小姐,華人奪得奥運金牌等,我們從來都以頭版頭題刊出,不因它們是否為好消息,乃因它們應當在華人世界裡受到重視。而今一個有爭議性的華人作家遭人侵入家宅槍殺斃命,死因離奇,後續新聞必然發展不斷,不是小事。怎麼能不放在頭版?又怎麼能不置於頭條?


話雖如此,在台北這麼注意到《美洲中時》的時候,我還是不免要想到對台北方面如何交代。


我以職業慣性與經驗法則判斷,這個新聞明天各報一定放在頭版頭條。但與我們同樣從台灣來的《世界日報》,極可能只登在第三版,大不了放在第三版的上半版,至於標題可能為三欄或最多四欄高。


如果《美洲中時》也以類似於《世界日報》的方式見報,海外肯定眾口一詞:各報都是一版頭條,唯獨兩家國民黨中常委辦的報紙登得一模一樣,必是心虛,必是受到台北關照,這等於公告周知:就是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


如果《美洲中時》的登法與《世界日報》明顯不同,以上的說法不僅不能完全成立,還可恰為反證:不會是國民黨幹的吧,不然《美洲中時》怎麼敢登在頭版頭題?


這個區別,在案情真相大白之前,或可使國民黨免於承受最大的責難,或可供國府在一段時間裡作為擋箭牌。


正因為有這樣的想法和說法,於是做法就很清楚了:當然放一版頭題!


然後,主新聞標題是這樣的:


“作家江南自宅遇刺殞命

兩歹徒持槍行兇事後騎脚踏車逃逸

變生肘腋其妻未及辨識是否為華人”


次新聞標題是這樣的:


“驚聞噩耗文友咸表震悼

陸鏗認為不可能死於財殺或情殺

阮大方痛憶當年為高準奔走往事”



(一個有爭議性的華人作家遭人侵入家宅槍殺斃命,死因離奇,不是小事,怎麼能不放在頭版頭條?作者供圖)

 

現在來看,這個新聞的處理和標題,簡直保守含蓄到不行,但當時卻被認為是促使《美洲中時》關報的臨門一脚,也是在《美洲中時》關報後周天瑞被指為罪魁禍首的重大罪證。


第二天,余先生來了電話,別的沒說,只嘟噥了一句:“怎麼會放在第一版?”我正待說明,就被打斷:“以後別放第一版了!”


其實無需囑咐,以後基本不會這樣做,因為事發的第一天最重要,那是一個態度。


但是第二天我依着昨天放在第一版的邏輯,請同仁訪問了幾位傳播學者,對海外除《世界日報》及《美洲中時》以外一面倒指涉為國民黨所為的報導,提出商榷。我不是想做什麼彌補,因為的確那時候做那種論斷式的報導,並不相宜。而正因為我們在第一天以頭版頭條處理了這個新聞,我們才能為此做些辨正。至於這麼做,是不是會被不滿我們的人買單,就不是我們所能計及的了。


從余紀忠後來關報來看,台北方面顯然不買單,“《美洲中時》認為江南案是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便成了繼“奧運新聞為匪張目”、“批評里根,禍害台灣”之後第三個罪名。於是乎,《美洲中時》的自我了斷,無異自承。一犯,再犯,三犯,什麼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什麼解釋也都沒必要了。我在新聞處理過程中所有的設想,都白費了工夫。


因此,這件事便好似為關報提供了必然,後來在有關方面追問“為何關報?”這個問題時,老闆答曰,“台北鞭長莫及,編輯部難以控制”,便成了標準答案,以我為代罪羔羊,掩飾了骨子裡對台北當局的不滿。在同仁對報社關報有所怨懟時,“都怪周天瑞搞垮了報紙!”也成了非常簡便好用的說辭,轉移掉同仁對余家強烈之悲憤情緒。他們指的都是我對江南案新聞的處理。


《美洲中時》於11月11日關報,兩個月後,1985年1月13日,情報局長汪希苓等三名國府情報官員,因指使竹聯幫幫主陳啟禮等刺殺江南被捕,證實江南案確為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美洲中時》沒有錯,周天瑞也沒有錯,但是《美洲中時》已經消失了。


江南案使國府受到重挫,保守勢力大跌,導致蔣經國不得不走向政治改革,從此言論尺度大開,再也沒有人可以刁難《美洲中時》,也沒有人可以加諸它莫須有的罪名了,然而《美洲中時》已經“溘然長逝”。


只要再撑兩個月,《美洲中時》就可輕舟走過萬重山,從此一無險阻,究竟為什麼它要那麼急着關? 



(作者是優傳媒文創公司董事長,《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人及總編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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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十四。

 

 

【延伸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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