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用與蔣家“私關係”是救美洲中時最後一招
時間：2019-11-04 歷史與文化
在經過幾件別人嚇自己，加上一些不無自己嚇自己成分的事情以後，余紀忠身上散發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神秘氣息。
自從9月底余先生來到紐約，就時常“神龍見首不見尾”，只有兒子余建新 (Albert) 與他形影不離。余紀忠即便在紐約，若不在報社，余建新也跟著神隱；他若離開紐約，余建新也往往隨行而去。這個情形以往並不多見。
10月18日晚上正當我準備編報的時候，難得看到了余建新出現，他神清氣爽地過來拍着我的肩膀說：“天瑞，好嗎？”我起身相迎：“坦白講，不好。”
我抓住機會向他表示，這些時候同仁們被低氣壓都壓得快喘不過氣來，總覺得報社還會發生什麼事，我也覺得好像你們在計劃着什麼。但，能不能在還沒有發生什麼事以前，拜託儘量在表面上讓一切顯得如常，就像你剛才跟我打招呼那樣，免得大家的工作情緒太受影響。
余建新聽了之後拉着我到印刷廠去，那時候印刷廠還沒人上工，比較方便說話。
他把這段時間在父親余紀忠身邊感受到的內外情況，大概透露了一些，聽起來似乎余紀忠不大扛得住來自台北的壓力。
我追問，“怎麼辦？會怎麼樣？”，關報兩個字還沒出口，他又拉著我到對街經理部他辦公室去，那裡的同仁都已下班，更安靜。
余建新說：“我跟你講一件事，這是爸爸不許我講的，你絕不能對任何人講，包括曼玲嫂。”我說我是知道輕重並信守承諾的人。
於是他便告訴了我要關報的消息。同時，他還告訴了我另一個消息，那就是他將於明春返台接任《中國時報》發行人，意思是，他已排除困難，準備要當時報的接班人了。
我先恭喜了他。
但對於關報一事我即刻反應：“必須到這個地步嗎？不能先把我這個總編輯開掉，以觀後效嗎？何必關報呢？”
余建新說：“這麼做對你不公平。”
我說：“可是把報紙關了，對誰公平？”
接著我說了一些不宜關報的理由，希望余建新當作他的意見告訴他爸爸。
不過顯然余建新的重點在第二個消息上。他說，這兩件事互有關連，他能否接班要看關報的消息能否徹底保密。意思是，如果消息外漏，關不了報；關不了報，他回不了台北；回不了台北，便接不了班。他一再希望我不要害他接不了班，絕對不能對任何人透露關報的消息。
我的信守承諾成了我好大的負擔，首先使我不好主動去找余先生談，免得余建新遭父親責怪，影響了他們的父子關係，甚至影響了他的接班。於是我便只好持續找機會向他分析關報之弊。
連同這一回，在10月底之前，我們有過三次談話，前後不下10個小時。余建新約我的時候主要話題是談他接班的事，有意希望我輸誠；我約他的時候主要話題是換掉我這個總編輯，萬萬不可關報。
我反對關報，是基於多少人曾對報紙付出無數心血，以及對《美洲中時》既創價值的深刻瞭解，這不在話下。我更進一步提醒他：關報無異於打國民黨的巴掌，日後益增時報處境的困難；關報除將影響二、三百位同仁之生計，更是對《台北中時》整體士氣之重創，前途堪慮；關報是對余先生報人形象無可彌補的傷害，也是對余建新接班的“反”祝福，未來陰影難消。
這些話或許會使他心情有所觸動，不過對一個接班心切並希望好好掌握它的人來說，這樣的觸動恐怕也就那麼一會兒功夫。
我理解也尊重余建新的接班心情，在過去兩年多的共事裡，他曾多次和我聊過，幾乎一無保留。關於他們家該由哪個子女接班，曾頗令余先生傷神，老么余建新並不是“熱門股”；因事涉敏感，我從不置喙，連余先生試探性問我對他子女的看法，我都以“各有其妙”技巧性閃過。顯然，最近不知經過怎麼樣的琢磨，余建新獲得了父母的雙雙認可，他便忍不住向我透露，既難掩喜悅之情，也有爭取我這個大他五歲的“老主之臣”與他合作之意。
但這兩件事同時發生，我很難將他的接班位階置於關報之上，如果他的接班必須用關閉《美洲中時》來達成，更是我完全不能認同和接受的，哪還有什麼心情輸誠？
（關報是對余先生報人形象無可彌補的傷害。作者供圖）
10月18日我在記事本上如此寫下了我當時對此事的感受：
“……似藉余先生因經濟、政治因素正感心灰意冷之時機，為求在此脱身，得以返台接事，乃做關報之積極主張。”
我因信守承諾而不能直接與余先生談，但很快就發現，與余建新談得再多，要想透過他勸阻余先生關報，完全是緣木求魚。那麼，我該怎麼做才能阻止這個決定呢？
這個決定傷害的豈是時報、時報人？它將如江南案一樣，傷害到台灣形象、國家形象，更不誇張地說，它將傷害到泛華人世界廣大而長遠的利益。
這個消息必須出去，必須要讓蔣經國知道，唯有他才能阻止發生這個悲劇，怎麼進行呢？
對於一個跑政治新聞出身的人來說，要輸送消息給黨政人士轉達於蔣，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我在文中提到過的楚崧秋、蔣孝武，甚至即使我自己直接寫信給蔣經國，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這些“關係”都太“公”，我考慮必須在“私”的關係裡想出以純“私信”方式，好使此一畢竟是違反承諾的通報，顯得比較有“正當性”。
也就是，我以“私信”告之於這個人，這個人也以“私信”報之於最高當局；之後，最高當局以不落痕跡的方式“私下”將此事消弭於無形。以“最高機密”的方式在私領域裡加以破解。
誰是這麼標準的“私關係”呢？想來想去，我便想到了章孝嚴。（2005年3月，蔣經國與章亞若的兒子章孝嚴已改姓為蔣孝嚴）
我和孝嚴有“私關係”——他是我的表哥。他的母親章亞若女士是我父親的表妹，我的表姑。他的外婆周錦華女士是我祖父的親妹妹，我的姑婆。簡單說，三代以前，我們的祖輩是親兄妹。
（1966年，蔣家後人章孝嚴（坐者）、章孝慈在台北市青田街友人家留影）
由於孝嚴、孝慈兄弟的身份特殊，我們的這層關係是從小被叮囑不許對外說的。周錦華女士是父親在台唯一的親戚，且是父親尊敬的長輩，所以小時候便常隨父親去新竹跟這位慈祥的老人拜過年，也得見兩位長我五歲、印象中非常用功讀書的表哥。長大後，各自在不同領域工作，雖然來往不多，但婚喪喜慶必定相邀。外界少有人知道這層關係，知道的人多半得自孝嚴之口，他在自傳《蔣家門外的孩子》中也有提及。
奧運結束我回到台北，曾在離台前一天到外交部看望這位已是北美司長的表哥。他要請我吃飯卻沒了時間，便堅持來參加時報老同事次日中午與我餞別的餐會。
在大家既高興又不解他的到來時，他說：“天瑞與我有兄弟關係。”於一片驚愕中我趕忙以一句“我們有如兄弟一般”，淡化而轉移了話題。早年是不能，現在則不想讓外界知道這層關係，免得在工作上牽扯不清，孝嚴並不以為忤，微笑會意。由此可見，我們的關係何其之私。
想到便做，於是我提筆給孝嚴寫了一封長信，首先表達這是一封瞞着余家的私函，希望他永遠保守這個秘密。接着我敘述了《美洲中時》遭到的麻煩，以及余先生深陷苦惱，精神狀態相當消極，以致“有極大的可能（或者已經決定）會把在美國的報紙做個了斷。”
我在信中詳細敘述了《美洲中時》兩年來的作為，更說明並分析了這些作為的原因和效益。尤其指出，倘若《美洲中時》關門，它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海外聲望與優勢盡失，日後萬難尋回，必使親者痛、仇者快。
最後，我請他“是否可以在適當的機會和情境下，設法使當局緩和余先生的心境和處境，莫使他做下停止《美洲中時》的決定。”
這封信起筆於10月30日，考慮了好幾天，到11月6日，終於落了下款準備寄出。但是，我沒有寄！
我沒有寄是因為我的腦袋裡始終擺脫不了這些想法——
我把承諾了不對任何人說的事說出去，這是不信。
在我仍然是余先生部屬的時候，把他不欲人知的事說出去，這是不忠。
如果最終他決定不關，我如今把他沒有做的事說出去，這是不義。
最重要的是，關報是個多大的事，他總要在決定之前聽聽我的意見，或起碼會告訴告訴我吧，那好像才是我合該表示意見的時候。我既會有這樣的機會，何必不信、不忠、不義呢？
想不到，我錯了！
（作者是優傳媒文創公司董事長，《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人及總編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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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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