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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我錯了，沒想到關掉《美洲中時》這件事，余先生徹頭徹尾不告訴我，我毫無機會進言勸阻。

一如前述，我竟像是被綁架一般在承諾下不得不沉默，又誤以為事前會被告知，在猶豫後放棄了外洩消息之任何行動，免除了關報計畫破局的一切可能，以致彷彿“促使”關報一事在1984年11月11日實現。

我顧全了私人道義，卻誤了報紙的存續；我不希望關報，反倒成了關報的幫兇。這一直是我深深懊悔的事，是我鑄成的大錯！

從關報第二年起，每逢11月11日，我禁食一天，哀悼這份好報紙，也反省自己的愚忠和虛無仁義，如此持續了10年。並暗自發誓，絕不在我手上結束一個媒體，這也是多年後無論怎麼咬著牙根我都要撐住《新新聞》的緣故。

現在還是讓我們回到關報那一天，回顧那一幕吧。

1984年11月10日的晚上，余建新告訴我11日早上八點去拉瓜迪亞機場附近的Mariott Hotel，余先生要見我。

我以為終於等到了機會可以勸他不要關報，心中連夜盤算着見了他該怎麼說。

哪知第二天一早，一腳踏進房間，他就告訴我報紙已經關了，關報啓事已經登在今天出版的報頭下了。

說什麼都是枉然了。

（關報啓事都登了，說什麼都是枉然了。作者供圖）

 

可是怎麼會呢？總編輯要在每個版降版前的清樣上簽名劃押的，但我昨晚簽清樣時，並沒有看到報頭下有關報啓事。

原來，那是在我降版之後偷梁換柱的結果。在報紙付印前，一份早就擬好的關報啓事定稿，取代了原來報頭下的廣告。這使我想起，數日前一位相當資深的老總編輯汪祖怡被召來紐約，神色與以往有說有笑大不相同，原來便是前來協助草擬關報啓事並交付工廠執行的。

這事余紀忠打定主意瞞我，之前沒得商量，臨事不予知會。吃了秤砣鐵了心，就是不容我這個必定是關報最大的“異議份子”參與關報決策，這是余家人的事。

後來知道，自9月下旬以來做成這個決策的是，余紀忠、余伯母、余建新、儲京之（余的表弟）、余啓成。余家大女兒余範英不在其中，而余啟成的參與程度十分有限。由此可知，這不僅是余家人的事，更是與余家“冊封世子”緊密相關的事。

到了此時，當生米都已經煮成了熟飯，在向我說完關報消息之後，余紀忠囑我到隔壁房間等候。

去到隔壁，儲京之在此駐守，“恭迎”在我之前受召的社長、我以及在我之後受召的華府特派員，告訴我們別離開，等會兒跟余先生同赴報社向所有同仁宣告。我故作瀟灑、語帶促狹地說：“禁足了！”他一臉苦笑。

大家都心知肚明，即便關報啓事見了報，余紀忠都還防着我們跟台北通電話，唯恐關報一事在他完成最後一步——向所有同仁宣告之前，受到台北阻礙。此刻若要在腦海滑過旁白，正是：早知如此，我還守個什麼信諾？

這樣隱密的關報作業，首先就推翻了台北要《美洲中時》關報的說法。如果是台北要它關，它無需搞得如此隱密。

但也正因如此隱密，如此偷偷摸摸，才顯示余紀忠對台北有一肚子氣，逼使他要做一件事讓台北好看。而在完成之前，絕對不可受到妨礙。

這件事就是關報。

準確地說，台北並沒有人要余紀忠關，但顯然台北的一些作法“逼”得他只好關，既然要關，就高度保密。

所以接下來余紀忠在報社面對全體同仁時，他的陳述盡是委屈、盡是堅持。不讓步，不妥協，要辦就辦最好的，不容許打折扣。整個陳述的氛圍便是四個字：壯士斷腕。

究竟台北方面做了什麼事，逼得余紀忠“壯士斷腕”？

撇開傳言，且看我親聞親見的以下這個畫面。

1995年有一天，報壇耆宿葉明勳宴請老朋友，賓客有馬樹禮、楚崧秋、卜少夫、劉紹唐、歐陽醇等老前輩，也邀了我這唯一的後生晚輩敬陪末座。

他們無不與海内外報界有長期的淵源，老朋友相見自是無話不談，不知怎麼就有人（當然不是我）談起了《美洲中時》的事，楚崧秋不禁嘆道：“紀忠兄啊，老實講，你當時把報紙關掉這件事也做得太衝動了！”

楚公之意是，報紙辦得好好的，就算有些地方教人起誤會，但也沒有到必欲去之而後快的地步啊，怎麼倒自行了斷了呢？太可惜。

余先生接著嘆道：“崧秋你不知道啊......”就從這一句開始，他和盤托出當時文工會怎麼刁難外匯出口的情節：一開始就找麻煩，到了後來無論誰去講都沒有用，逼得他非得親自出面，說盡好話，看盡臉色，甚至還要請蔣經國幫忙才放行，常常搞得《美洲中時》無米下鍋。

這些遭遇讓他苦不堪言，且在尊嚴上受到很大的傷害，說着說着竟當場止不住哭了起來。

自從《美洲中時》關報後，他們大概從來沒有機會在余的面前問過這件傷心事，如今事隔10年，想不到一經觸動，仍不免心頭劇痛。一個年近90的老先生涕泗縱横、淚灑餐廳的這一幕真使我終生難忘。

除此以外，根據余先生在其他公私場合的談話推斷，有關方面確實有派人介入的想法，主要關切兩件事，一是匯出去的錢是不是都是辦報之需？二是編輯部的人是不是有什麼問題？這便是余紀忠所謂不讓步、不妥協之所在。

有關錢的事，當時還沒有編經合體的制度，我不很清楚，只知報紙的營收隨着廣告發行的成長，虧損已大為減少。但報社起碼有兩件花錢的事要做，一個是從拼版開始往全面電腦化邁進，一個是紐約、洛杉磯之外，在舊金山增建印刷廠。因此從台北匯錢支應，在所難免。這都是正在進行的事，84年9月後各版已按計畫逐步改為電腦作業，而舊金山設廠的廠址也已選定，準備興工。從這些方面來看，都不像要結束營業的樣子。

但是，是不是有人因對内容不滿又見不斷結滙，因而對余紀忠之忠貞起了疑心？加之，前面提到過，余曾有過關掉《台北中時》、留下《美洲中時》的離奇想法，是不是不慎露出過向外移轉財產的“馬脚”？

於是，是不是他就不得不以大動作“證明”清白、“掩蓋”真情？這個問題已超出我的理解範圍，不是我能回答的。不過，這種說法確曾在文宣情治單位流傳，隨著《美洲中時》的結束而不好再說，或說了也恐被指為追殺過甚、太不厚道，便止息了。

至於派人進到編輯部，余家的確有人這麼說，甚至連派什麼人來接掌編務、筆政都言之鑿鑿。假如來人只是在二線工作上當個“監軍”角色，不知余先生如何，我倒不以為意，因為我心坦蕩，在合作共事、耳濡目染之下，說不定還可以施予“反影響”。但假若不只如此，就可能不是一個換掉總編輯的問題，而是逼人繳械的問題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這種奇恥大辱，一般人都接受不了，何況余先生。

這個說法究竟是真是假？因《美洲中時》關報導致無法作為，也寫不出事實。文宣情治單位吃了啞巴虧也好，被倒打一耙也好，總之在寧可信其有的普遍心態下，他們只有百口莫辯。不過以當年這班人之大權在握，多行不義，就算被冤枉，也是自作自受。

關報這一天，余紀忠對同仁的講話充分表現了報人風骨。他絕口沒提這些時候以來我們在奧運、社論與江南案的處理上有任何不當。同仁們靜靜地聽，大廳裡不時傳來啜泣聲，為余先生的言語感動，也為報紙的死亡難過。

同一時間、同樣說法、相同心情在多倫多、華府、洛杉磯、舊金山、休斯敦、台北、香港各地辦事處瀰漫開來。

這些說法與關報啓事所言：“無如報紙成本提高，市場發展受限，彌補虧損款項，難於長期維繫，…為此不得不向讀者告別，即日起正式停刊......”根本風馬牛不相及。由此可見，“官方說法”從來就不靠譜。坦白說，那“官方說法”還明顯矛盾，既說本報發行與日俱增，又說不堪虧損，彎來轉去，前言不對後語，因為就是不能說出老實話，也真難為那位撰稿的刀筆吏了。

在紐約的宣告現場有人發出由同仁接辦的聲音，余先生以《美洲中時》必須以“原樣”留在大家心目中回應。之後有人發動連署籲請復報，也很快就被撲滅。這兩個想法雖沒成事，足可反映不少同仁對關報之舉內心另有想法。

當天下午，紐約有一場涵蓋了左中右獨各派人士的聚會，討論中國前途問題，當《美洲中時》關報的消息傳到會場，即刻有人大喊“打倒國民黨！”接著大家紛紛以此為話題，原來的研討主題反倒被淹沒了。

與此相反，在次日國府駐紐約辦事處處長（即總領事）吳子丹的一個餐會上：這個早已約好的餐會，宴請了中央社紐約特派員吳恕、世界日報社長馬克任、……及我與曼玲幾對夫婦。雖然心情極度惡劣，我還是硬著頭皮代表了一個甫告消亡的報紙出席。

這幾位國府在紐約的媒體要角，無不是從台北一路相熟的老朋友，但是整個晚上，對《美洲中時》關報這件剛出爐的大事，竟沒有人提一個字；對我這個與此事相關的主要當事人，連一句正常的安慰話都沒有。這些親國府的人，彷彿已將我定性為十惡不赦的候審要犯，相約不言，形同大忌，氣氛詭異得不可想像，令我百感交集。

我不禁想，兩年多來我究竟做了什麼？自今而後我將被看成什麼？

在回家的車上，一切的一切湧上心頭，我再也强忍不住，淚水撲簌簌地流了下來。 

（作者是優傳媒文創公司董事長，《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人及總編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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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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