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來臨：海外中文媒體主編背負的紅色禁忌
時間：2019-11-21 歷史與文化
《美洲中時》停刊，又是一顆重磅炸彈，炸得海内外一片駡聲；如江南案一樣，國府再獲駡名，永遠洗刷不清。
自那日以後我們有接不完的電話，分別從台北、香港，美國各地打來，沒有人願意接受這個事實，沒有人不痛駡國民黨，沒有人不希望我們快快復刊。這絕非我的個人經驗，每個時報人都感同身受，余紀忠那邊肯定更多。這個消息甚至驚動了包括《紐約時報》在内的美國大小媒體的關注與報導。
有人形容，這是國民黨1949年從大陸撤退之後，另一次大撤退；那一次是敗退，如今是勝退，明明贏得了人心，居然也退。也有人說，這是1970年釣魚台事件以後，台灣最失海外知識界人心之舉，預判從此紛紛左傾將成大勢，而為兩岸形勢大逆轉的分水嶺。
首先被炸醒的是國府駐外單位，在華府的駐美代表處（等同駐美大使館）發現，《美洲中時》的存在固然傷腦筋，過去幾乎就三天兩頭要拍發一些不利於它的情資回去；但當《美洲中時》停刊後才知道，原來它的功能如此之大，評價如此之高，過去聽到的雜音其實不足為訓。面對僑界四處發出的復刊呼聲，代表處見風使舵，轉而發文台北積極主張《美洲中時》復刊了。
向來七嘴八舌的僑務、黨工、情治機構也警覺到，經過《美洲中時》撤出戰場之劇變，海外文宣陣營必定此消彼長，大事不好。這些當時不遺餘力打小報告的人，此刻竟然默默推動着華人連署，呼籲政府敦促《美洲中時》重新開張。
這竟掀起了一波重視海外文宣的浪潮。而在復刊的形式上，除了希望《美洲中時》復刊以外，相關人士還盼望有財力的工商界接手，甚至還有人病急亂投醫要《中央日報》到美國開報，不一而足。這類努力起碼持續了一兩年，後來漸漸止息，終其極，榮耀難再，《美洲中時》任何形式的復刊終成泡影，再起一個如它一樣的報紙已無可能。
（圖片來源：東南大學校史文化網）
另一個面向是，余紀忠關報造成各方交相指責國府，不少人認為這是余紀忠故意給國府製造難看，有嫁禍國民黨之嫌。在國民黨眼裡，余紀忠是否只顧成全自己，犧牲黨國名聲，倒要好好解釋解釋，包括蔣經國都要找他問一問。
余紀忠在美國關報三天後回到台灣，七天後面見蔣經國，為了應付這些他一概預想得到的質疑，就改了口徑。他不敢坐實對國府的指控，沒有勇氣當着蔣經國的面，把關報當天的那番對同仁的慷慨陳詞再說一遍，於是他決心拿部下頂鍋。情願也好，不情願也罷，他内心世界的兩面性在此時展露無遺。
天下無秘密，誰都要交差，交差的“語言”很快就傳了出來。
《美洲中時》的關報，遭到立法委員强烈的抨擊，矛頭指向政府，新聞局長張京育在答詢時當然撇清政府的責任，而他說的“語言”是“紐約編輯部與台北相隔甚遠，台北鞭長莫及，無法有效掌握，確為該報帶來困擾。”也就是表態時報關閉無關財務因素，也不再指政府刁難，而推出第三種表述：是編輯部瞎搞。
老實說，《美洲中時》結束營業，海内外聞此消息都力挺復刊，可謂“風光關報”，若非編輯部之作為深得人心，哪有這等美事？然而當面對有關當局不好交代時，上面便推稱都是編輯部惹的禍，竟自我定性《美洲中時》是“有罪”之報，並且罪在同仁。
真是成也編輯部，敗也編輯部，同一個編輯部，忽為英雄，忽為芻狗，與時俱“變”，因勢而異，令人不辨西東。
但是這一招在對付難解之局時，非常好用。明眼人都知道，關報一事本質上是對台北的一項反制行動，但只要懂得操作，亦可被解讀為“懸崖勒馬”、“認罪悔改”，那就可以既往不咎了。
余紀忠在蔣經國面前，不僅避開一切敏感字眼，以免遭疑。可想而知他必有所忠誠表白，說到痛心處不免落淚一番，於是成功地將“壯士斷腕”的憤懣轉換為“自斷一臂”的悲情。蔣經國何忍相責，能不加以慰勉嗎？各家保守單位見主子如此，還能如何？余紀忠原先經受的忠誠信任危機，豈不瞬間轉危為安，立馬迎刃而解？
縱使外有復刊之聲響徹雲霄，然而國民黨内部的大頭們，自蔣經國以降，誰有資格前後不一、自相矛盾地向時報傳達此意？誰又願意抱著一肚子窩囊，求他余紀忠復報？
何況面對此一呼聲，余家早已對外堅決表示不可能，第二代甚至揚言“除非余先生再生一個兒子！”凡此種種，都使國府在第一時間難以形成要求《美洲中時》復報的決策，時機一失，則復報就戛戛乎其難了。
由於余紀忠回國後相當機巧地換了說法，他過了關，這麼一來壓力便落到了我的身上。邏輯是，既然時報承認用人不當，將責任推向編輯部，身為總編輯的我，豈不正是那個所謂被用錯了的、不好駕御的人，怎麼倒還繼續在時報任職呢？
的確，余先生在告知我關報消息的同時，將我改任台北《中國時報》駐紐約特派員。也就是說，他沒有讓我這個總編輯失業，授我以新的頭銜留在時報。我為免尸位素餐，還定心規劃了一個工作藍圖，打算開拓以文化藝術為內涵的紐約特派新聞生涯，從此不碰政治。
他的安排固是對老部屬的一份情誼，當然也是權宜之計，讓彼此有一個觀察和修復的緩衝段落，免得遭人批評。但很快我就聞出了異味。
關報之後，除了極少數同仁受到安排，絕大部份領了資遣費之後就流離失所，同仁情緒沸騰，對報社頗不諒解。暫時留在紐約善後的Albert便向他們散播“報紙是周天瑞搞垮的！”之說，來抵擋大家對報社的反彈情緒。這麼做，既省得傷腦筋，也正好乘機調整大家對我的觀感，可謂一石二鳥。
但同仁們自有思量，不少人聽了這一類的話很為我抱屈，即刻就會傳到我的耳朵裡。我一概默默承受了下來，心裡有數：跟時報的緣份怕是快要盡了。
沒有多久，當這個說法發展到報社必須向政府陳述時，那可就不再是個說法，而必須要拿出做法了，“處置周天瑞”是必然的結局。
果然，11月30日，Albert找我，話是這樣開始的：“天瑞啊，你在台北究竟得罪了多少人？怎麼就有人一定要你離開時報呢？”我問有些誰，他囁嚅著告訴了我三個名字，我一聽就知道是信口雌黃，因這三個政要起碼有兩個對我極好，少有人曉得。這不重要，重點在後面：“余先生希望你再回到學校去，跟幾年前一樣，報社支付學費及生活費，為時兩年。並且暫時不要回國。”這下就全明白了，不是嗎？
我是個有求去習慣的人，關報的時候就想走人，但只要我把這個心思告訴夫人曼玲，她就說，如果這麼做，當天就會開始睡不着覺。現在，我更想請辭，但下不了這個決定。
是的，身處異地，房貸、保險、教育、生活，無不需要錢，丟了工作，哪來依靠？耍帥，賭氣，秀風骨，都不能跟鈔票較勁，更不能拿家小當兒戲，畢竟我們沒有準備好啊。只好忍了下來。
在那些十分糾結的日子裡，不時會遇到陌生的讀者，但見他們手上拿着好幾份華文報，對我說，“以前只要看你們《美洲中時》，不論是新聞還是評論，就清楚了、相信了，現在卻要看這麼多！”說完還嘆一口氣。就是這樣，我走到哪裡，哪裡就為報紙隨地隨機開起“追悼會”。
相反，被《美洲中時》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世界日報》和《中報》得救了，强敵自動退兵，一切恍如天下掉下來的禮物。
《世界日報》洛杉機總經理劉自誼親口告訴我，他們被打得好慘，若我們繼續辦下去，他們連薪水都要發不出來了。《世界日報》20年後當上社長的楊仁烽對我也不諱言，當年王惕吾本已派他到紐約展開救援大計畫，力圖解決《世界日報》的困局，他知任務艱鉅，暗自發愁，哪知《美洲中時》一關，危機解除，計畫便取消了。
不同報社的人，命運真是不同。突遭大變，一群茫然失措、憤憤不平的《美洲中時》同仁，不時聚在餐館，或圍坐我家，或持着話筒，宣洩着說不完的對余先生的失望、不滿。我陪着他們同哭同笑，共度關報後的慘淡時光。
時報既說是人有問題，則造成的不只是我的受難，也不只是兩百個同仁的失業，而是他們從此由傑出人才變成戴罪之人，將被刻上印記，受到懷疑和排斥。誰來在乎他們？我曾為此私下求助於好友謝深山，央他以勞工立委的身份提出質詢，籲請政府正確看待他們，即或不能，也請不要打壓。
但迫於生計，又礙於《世界日報》通令寫明不得吸收這幫“被刻上印記的人”（該報唯獨接納了一個迫切需要的業務部經理張靜濤，因而免了楊仁烽的萬里馳援），他們只好大量去到《中報》、《北美日報》這些立場明顯相異的報紙，大大充實了異己的實力。結果又遭人指謫：看吧，果然《美洲中時》的人有問題吧，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了吧。真是倒果為因，天地良心啊！
這給了我好大的警惕。常聽人說文人無行，其實文人多半缺乏財務經營的訓練和觀念，以致往往經濟上不能獨立。當經濟上不能獨立，還談什麼思想獨立、人格獨立、專業獨立、政治獨立？至於真正能堅持操守、受人尊敬的究竟有幾人？
百無聊賴之餘，我姑且一方面開始為申請入學哥大忙前忙後，一方面盤算着日後的何去何從，並等待着那最終的決定何時到來。
日曆翻過舊頁，時間前進到1985年，恩師許倬雲教授從台北回到匹兹堡家中，我們如常通了電話。在聊了很多關報心情和台北見聞後，他突然問我：
（歷史學家許倬雲，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圖片來源自網絡）
“你有沒有勸過余先生到大陸辦報？”
我問“怎麼回事？”
許老師說，他去看了余先生，一見面劈頭就問余紀忠：
“您囑託過我，要像當年沈剛伯老師在倫敦照顧您一樣，在匹茲堡照顧天瑞，我現在最關心的還是我的這個學生，您把報紙關了，打算怎麼待他？”
余告訴許老師已讓我離開工作，資助我重回學校，接着加了一句：“天瑞到了美國以後變了。”
老師問：“怎麼變了？”
余說：“他變左了。”
老師說：“我和天瑞常有聯繫，並沒這個感覺，您何以見得？”
余便像是說出一個驚天大秘密似地，告訴許老師我勸他到大陸辦報的事。
我一聽完這段敘述，當即決定辭職，這一回，曼玲沒再阻止我。
究竟怎麼回事？
我依稀想起，在籌辦報紙當時，大家同甘共苦，相互砥礪，充滿豪情壯志，和余先生之間宛如革命伙伴一般無所不談，有時不免會天馬行空地“盍各言爾志”起來。我曾說“哪怕余先生若要我去非洲辦報，我都辦給他看！”就是這個情境下的語言。
於是那句話應該是這樣說的：我們一定要把《美洲中時》辦好，將來還要在世界各地辦，說不定哪天也能在中國大陸辦，讓《中國時報》遍地開花，成為全球“時報王國”！
這是勸他去大陸辦報？
那時候兩岸還處在什麼都不通的完全封閉狀態，余先生還是國民黨中央常委。我“勸他”去大陸辦報？我瘋了嗎？
在那個大禁忌時代，“變左了”可不是句好話，說這話等於扣我紅帽子。余既會對老師說，必也會對有關方面說，不知道跟了多少人說，那不是置我於死地麼？
在報社把問題歸咎于編輯部的時候，我沒對外說一句話，也沒回台灣為自己開脱，默默承擔了下來。畢竟知遇一場，在他遭難的時候替他有所承擔也是應當。但是落井可以，落井下石不行。
事已至此，我徹底發現，這老闆不能再追隨了，既然已是“郵差三度來敲門”，可不能再遲疑了。1月22日，就在我重回學校的第一天，一封忍了很久的辭職信，終於投進了哥大校區的郵筒裡。
我謝絕了余老闆再次助我深造，同時表達了堅決的辭意，堅決到一看便知無法慰留。
我依然感謝他的提攜栽培，遺憾肇致他以壯士斷腕之決心停止新報；但也表示，“天瑞固難辭其咎，然亦恐不能獨任其罪，個中因由蓋可謂一言難盡。”
我還說，“今後行止，自會切守一貫之分際”，臨走都不忘讓他放心，我不會去到他最在意的“敵營”聯合報系。
最後祝福他“福壽無疆，大業長興”。
十三年多的賓主關係，就此劃下句點。
（作者是優傳媒文創公司董事長，《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人及總編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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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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